美日印澳要打造“亞洲版北約”？難！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印度外長蘇傑生、澳大利亞外長佩恩參加的四國外長對話日前在日本東京舉行，所謂如何應對“中國威脅”成爲會議炒作的一大議題。值得注意的是，會議最終並沒有發表聯合聲明。這反映出日印澳在對待中國問題上並不完全與美國一致，也表明美日印澳難以打造“亞洲版北約”。

美日印澳“四邊對話”的最早構想可追溯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嘯。當時，美國通過推動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協調行動，加強災後救援工作。此後，在第一次擔任日本首相期間，安倍晉三於2006年提出四國合作構想。2007年5月，美日印澳四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舉行首次安全對話。然而，由於日本、印度政局發生變化，所以“四邊對話”機制從2007年之後一度停滯，直到2017年才重啓。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張潔認爲，此次“四邊對話”的規格要比以往高，美日印澳四國外長在疫情之下專程前往東京出席線下會議，表明四國聯盟合作的的機制得到進一步強化。但觀察此次會談內容，大多是常規內容，並沒有太多新表述。特別是四國外長最終沒有發佈聯合聲明，反映出美日印澳之間存在無法忽視的分歧。

雖然從某種程度上說，“制衡中國”是美日印澳的共同目標，但這並不意味着美國能輕易在亞太地區建成“反華包圍圈”。比如，受疫情影響，日本亟需通過強化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來重啓經濟，未必願意與中國真正爲敵，新任首相菅義偉就曾明確反對“亞洲版北約”的構想，認爲這“可能會製造朋友和敵人”。而澳大利亞目前確實緊跟美國的外交步伐，但在經貿領域對中國又有較強依賴，而且在2007年曾一度退出“四邊對話”的正是澳大利亞。印度現在之所以對“四邊對話”如此積極，主要就在於中印邊境地區的緊張態勢，印度試圖通過加入這樣一個機制化的組織，來增加自身對話談判籌碼，迫使中國在相關問題上讓步，但深陷疫情黑洞和經濟衰退雙重夾擊的印度很難承受與中國徹底交惡的後果。

張潔認爲，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在與美國的“四邊對話”問題上，存有兩面押注的心理。從安保方面來看，日印澳依賴美國，需要緊密跟隨美國步伐；但在經貿方面，他們又需要強化與中國的合作。換句話說，日印澳在對華問題上更多的是採取一種模糊戰略，有一定投機性質。

美日印澳“四邊對話”升級爲“亞洲版北約”不僅現實條件薄弱，也缺乏道義基礎。近年來，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髮展，以及亞太地區成爲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美國開始加大對亞太地區的戰略投入，增加在該地區的存在感。從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均反映出美國有意在亞太地區打造類似北約的、帶有明顯排他色彩的軍事組織。然而，這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作爲冷戰時期的產物，以價值觀劃線的集團政治已經不能解決21世紀的安全問題。

亞太地區迄今爲止的確還沒有建立起一個覆蓋整個地區的安全架構，但要看到的是，亞太地區多樣性突出，應從地區實際出發處理地區安全事務，尊重地區國家長期形成的循序漸進、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惟其如此，才能建立平衡、可持續的地區安全架構。任何挑起“新冷戰”、煽動對立對抗的行徑，終將被淹沒於浩浩湯湯的歷史潮流之中。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