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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Shannon
4月1日，當拉傑什-帕塔克的妻子帶着女兒在甘地納加爾的一家醫院進行新冠檢測時，看到兩具覆蓋着塑料布的屍體被擡出醫院。但是，當天的政府數據卻顯示，甘地納加爾地區的新冠死亡人數爲零。這種情況讓有着98年曆史的《傳訊報》的常駐編輯帕塔克感到很震驚。
帕塔克隨後派他的記者們到古吉拉特邦最大城市艾哈邁達巴德的最大醫院進行深入瞭解。隨着每一次談話的結束，他們的懷疑變得愈加清晰 —— 該醫院的新冠死亡數據與現實明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4月12日凌晨，由三名記者組成的調查小組，坐在這個包含六棟建築的醫院外，數着從裏面搬出來的屍體數量，直到當天下午5點。在17個小時裏，他們看到了至少有63具屍體被運離這裏。但當天的政府數據則顯示，整個艾哈邁達巴德地區只有20名新冠患者死亡。
超負荷工作的火葬場
“傳訊報小組”在當地走訪了各個醫院、火葬場和村委會，試圖確認並記錄此刻危機的程度。
僅4月12日一晚，在“死亡服務檯”（記者沙阿給家屬收集屍體的區域起的名字）的等待時間就長達15小時。他懷疑有些延遲是故意的，以避免火葬場內的擁擠，因爲火葬場已經爆滿了。
傳訊報小組想得出一個更全面的計數方法。他們認爲收集火葬場的火堆計數可以讓他們更接近這個城市的實際死亡人數。當然，火葬場業主和高級官員要麼無法聯繫，要麼諱莫如深，所以他們需要採取別的方法。
4月16日晚，三人記者小組驅車超過150公里，與21個不同火葬場的低級員工交談，收集到每天約有多少具感染新冠病毒的屍體被火化的大概數字。
在他們調查的當天，艾哈邁達巴德地區有25人被宣佈因新冠死亡。但在他們的報告中顯示，真實數字是這個數字的近10倍。
“在我32年的生活中，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麼多死亡，”記者拉託德感到很沮喪。
由於一天中無法同時訪問多個地區，所以《傳訊報》在全邦的六個報社都聯合起來了。艾哈邁達巴德、甘地納加爾、瓦多達拉、蘇拉特、拉傑科特、巴夫納格爾和賈姆納格爾的記者們開始通過電話從醫院和火葬場收集數據。
隨後他們公佈了4月裏多天的新冠死亡人數。其調查結果都讓每個城市的官方數據都黯然失色。
埃默裏大學的流行病學家鹽田加代子告訴《紐約時報》：“由於醫院不堪重負，許多新冠患者的死亡發生在家裏，尤其是在農村地區，這些在官方統計中統統被漏掉了。
莫迪和有缺陷的古吉拉特邦模式
少登記死亡人數只是冰山一角。在許多方面，印度人民黨（BJP）所統治的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新冠管理漏洞的一個縮影。
在莫迪揚名全國之前，他在印度西部的這個邦擔任了近15年的首席部長。他的任期經常被引爲快速發展的典範 —— 他在興建高速公路和機場方面功不可沒，不僅在城市而且在鄉村都能做到全天候的供電。
莫迪通過投資、稅收優惠和補貼促進了該邦的工業發展。當他在2014年競選成爲總理時，他承諾會將這種“古吉拉特邦模式”普及到全國。
但是，如果這種模式在醫療危機面前崩潰了，那又有什麼用呢？
在2014年選舉之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就曾質疑過這一戰略模式對醫療設施的重視程度不夠。
“沒有人理解古吉拉特邦模式只意味着宣傳、頭條新聞和公關管理，”印度國民大會成員拉吉夫-薩塔夫在4月份告訴記者。他指出，在過去的25個年頭裏，印度人民黨在古吉拉特邦執政期間，沒有在該邦增加一所醫院。薩塔夫於5月16日因與新冠有關的併發症而去世。
在過去的幾年中，古吉拉特邦的醫療預算不斷下降。在該邦，平均每10萬名公民只有75張醫院牀位。這裏政府醫院的醫生短缺情況更是令人擔憂。
不止是死亡數據的差異說明了印度的疫情已經失控，其他幾個系統：醫療基礎設施、工作人員的匱乏、藥物的短缺也都顯示出了莫迪政府在疫情應對方面的失敗。
古吉拉特邦出現問題的第一個主要跡象是瑞德西韋針劑的短缺 —— 該州的藥品短缺、黑市交易和假冒僞劣現象一直十分猖獗。隨後的病牀爆滿，醫療機構面臨的嚴重氧氣短缺，還有該州被數次暫停的疫苗接種活動都使人對古吉拉特邦模式感到失望。
專欄作家、大赦國際印度分部前執行主任阿卡-帕特爾最近在《國家先驅報》上寫道：“古吉拉特邦模式期望私營部門可以照顧到公衆健康，因爲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門生意，會有消費者。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這樣做的。”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政府卻正在忙於描繪一幅美好的畫面。
5月1日，印度政府大張旗鼓地發起了“我的村莊無冕之王”的倡議。根據該倡議，5月9日，印度政府表示已經設立了超過137,774張牀位。然而，在那一天，儘管官方數據顯示有超過47,000個新冠病例，但只有5,638張牀位登記被佔用。
“政府的概念是，所有病患都應該轉移到這個新冠護理中心（這樣他們就不會傳播病毒），但沒有人去那裏，” 《傳訊報》的高級記者維韋克-奧薩說。他與古吉拉特邦各地的40多位村委會主任進行了交談，他們都表示由於藥品的匱乏，人們對來這些醫療中心猶豫不決。
“如果沒有氧氣和瑞德西韋注射劑，那也沒關係，因爲它們必須在醫療監管下運轉。但政府說‘我們有藥品、血氧儀、溫度計、醫護人員’ —— 這些都不是真的。”奧薩說道。
在努力揭示嚴峻現實的同時，記者們也在與自己的心魔作鬥爭。
對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懼不斷籠罩着現場記者。在第二波疫情中，《傳訊報》的團隊也未能倖免於難。超過一半的工作人員在這一時期感染了新冠病毒，包括帕塔克，他在4月的第二週被確診了。帕塔克的妻子開車去了他們居住的甘地納加爾的13家不同的藥店，最後只買到了他所需藥量的一半。
除了生理上的病痛，心理上的影響也很嚴重。當拉託德爲他的新冠死亡數據採訪拍攝時，另一個使人痛苦的故事在他眼前呈現出來。“病人們等得太久了，”他說，“如果你在晚上12點乘坐救護車來醫院，那麼輪到你（接受治療）的時間將是第二天的12點。”他所拍攝的幾個病人在汽車、人力車和人行道上等待接受治療。許多人在等待中就已經去世了。
達特新聞和創傷中心的研究主任埃琳娜-紐曼說：“目睹死亡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目睹他們所看到的死亡程度，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
就像莫迪政府一樣，古吉拉特邦的州政府也一直在試圖淡化這場危機。
“我們曾經發過一張救護車的照片，說它正停在那裏未被使用。第二天，我們收到通知說它是報廢車輛。”帕塔克說。
“在一個叫Morva Hadaf的村莊，一位部長訪問了當地的一家新冠醫療中心。但當他一走，到了晚上，所有的病人都回家了。因爲這些‘病人’的檢測結果其實都是陰性。但當部長被詢問時，他稱這些人都是病人，”奧薩補充說，“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甘地納加爾區的另一個村莊，這只是爲了拍照而已。”
但讓傳訊報團隊堅持繼續前進的，是他們秉承正確道路的信心。
（來源：亞太日報 APD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