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歐盟外交有三大動向

當地時間5月25日，歐洲聯盟委員會副主席兼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與德國外交部長海科·馬斯的一次會談中表示，疫情已成爲歷史的加速器，增強了業已存在的全球發展趨勢。在這樣一個羣龍無首的世界，亞洲在經濟、安全和技術等方面的分量將變得越來越重要。美國主導的體系的終結、和一個亞洲世紀的到來將促使歐洲制定強有力的外交政策。博雷利的表態有一定代表性，折射出後疫情時代歐盟外交值得關注的三大動向。

一是歐盟堅持在多邊框架下捍衛“戰略自治”。歐盟對多邊合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但有效國際機制的供應卻在減少。歐洲人認爲，美國退“羣”，作梗世界貿易組織、削弱聯合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在疫情中加大對伊制裁力度，要求歐盟成員增加在北約的財政貢獻，甩“鍋”世界衛生組織等行爲，損害了歐洲的利益和價值觀。美國越來越多地使用關稅和二級制裁，削弱了歐盟成員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力。作爲聯合國系統活躍的參與者和衆多國際組織的東道國，如果多邊機制淪爲大國競爭工具，歐盟及其成員國可能將失去國際相關性和全球影響力。

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越來越多提及“戰略自治”的概念，儘管其內涵尚未被明確定義，歐盟各國在這一問題上的動機和“抱負”不盡相同，但這一概念在各成員國之間變得越來越具有吸引力。通過設立“歐洲防務基金”，建立歐盟防務“永久結構性合作”，提議設立“歐洲軍隊”，在非洲薩赫勒地區執行反恐軍事行動，在疫情期間成立統一的醫療物資供給調配中心等，歐盟不斷地對外交、安全政策進行評估與調整，以求在全球競爭中提高內部機制能力和戰略自主性，發出更統一、強勁的聲音。

二是歐盟要在大國競爭中尋求平衡。面對美國越來越咄咄逼人的“選邊站隊”壓力，現實主義做法成爲許多歐盟及其成員國實現平衡的選項。例如，在對俄羅斯關係上，歐盟小心翼翼地在堅持對俄實施制裁和有選擇性接觸之間取得平衡。

再如，歐盟對華智庫網絡在2020年1月發佈的報告中發現，儘管歐盟成員國之間存在差異，但幾乎所有成員國都處在類似的處境，即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視美國爲最重要的盟友，同時也希望儘可能多地與中國做生意。現實中的歐盟與“中國脫鉤”之說相去甚遠。

歐盟在處理對美和對華關係方面也有平衡的考量。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希臘和波蘭等三國一方面和中國在“17+1”合作框架下保持合作；另一方面三國與美國達成協議，支持美國增加在三個國家的軍事存在。

再以5G爲例，歐盟避免“選邊站隊”，既沒有完全禁止華爲參與歐洲的5G網絡建設，同時也通過在歐盟、成員國層面層層立法設卡，加強對外資的審查和監督。

在氣候變化、世貿組織改革和伊朗核協議等議題上，歐盟仍將中國視爲關鍵的合作伙伴。不過，在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知識產權、投資和保護數字隱私等方面，歐盟希望加大與中國的溝通渠道和力度。

三是歐盟正在放低姿態，重返非洲。法國前外長羅貝爾•舒曼認爲，歐洲在非洲的實際作用和理應發揮的作用相去甚遠。5月是《舒曼宣言》發表70週年，然而宣言中“動用最大資源，發展非洲大陸”的諾言並未實現。近年來，在應對氣候變化、移民管理和打擊極端恐怖主義等事務上，歐洲日益需要非洲的合作。前任歐盟外交與安全高級事務代表莫蓋里尼毫不掩飾地表示，“投資非洲，就是投資歐洲的安全”。馮德萊恩領導的“地緣政治委員會”深諳此道，上任伊始便出訪埃塞俄比亞，以凸顯對非洲的重視。

總的來說，歐盟的外交宏圖能走多遠，還有待進一步觀察。很大程度上說，歐盟外交的走向將取決於能否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法德雙擎與歐盟機構間的合作能達到怎樣的厚度。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