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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健康狀況不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宣佈將辭去首相職務。剛剛創下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歷史就忽然謝幕，安倍的這一選擇不僅給日本政壇和經濟帶來不確定性，也爲國際局勢特別是東北亞局勢帶來複雜影響。人們不禁要問，“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將呈現怎樣的走向？此前他已任日本首相八年，並打破了日本連續擔任領導人時間最長的歷史紀錄，這對於首相更替如走馬觀花的日本政壇來說殊爲不易。
回顧安倍任內的最後幾年，中日關係在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逐漸回暖並取得新的發展。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間，“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投我之木桃，報之以瓊瑤”成爲中日友好的新象徵。良性的抗疫互動進一步加深了兩國對強化區域合作和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作爲美國的堅定盟友，安倍政府雖然明確強化鞏固了也鞏固了日美同盟的對華針對性，力求構建以美日澳印爲主的“自由開放的印臺太戰略”，但並沒有破壞中日關係的大局，還是依舊能夠按照中日“四點原則共識”指出的那樣，“積極地”利用各種多雙邊渠道重啓多層次對話與交流，爲緩和與推動兩國關係重回正軌發揮了了一定的作用。自2017年6月以來，安倍多次表態支持“一帶一路”倡議，並在2018年實現了日本首相時隔8年之後的再度訪華。安倍還一直推動中國國家領導人訪問日本。在涉港問題上，安倍政府也沒有追隨歐美國家的腳步，拒絕發表涉港聲明。
如今，隨着安倍即將離去任，首相之位的競爭業已展開。從民衆的期待以及自民黨權力博弈的過程來看，前外務大臣、自民黨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和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都是有力的候選人。那麼，“後安倍時代”的中日關係將呈現怎樣的走向？
應該看到，儘管當前中日關係有所改善，但兩國之間仍然存在着一些難以化解的結構性矛盾，在政治安全領域更是如此。對歷史認識問題的差異、東海及釣魚島問題上的爭端等等， 都是限制中日關係發展的關鍵因素，很難在短期內獲得解決。無論誰成爲安倍的繼任者，妥善處理這些突出敏感問題都是必須面對的課題。
日本近年來急於改善對華關係，是國際戰略環境變化與國內政治需要雙重作用的結果，。但日本政府藉口地區熱點，以安全轉型爲突破口謀求走向“新憲法”的“新日本”的腳步不會停歇，這就導致了日本對華政策顯示出經貿領域與安全領域之間、雙邊層面與多邊層面之間明顯自相矛盾的雙軌、兩面特徵：一方面謀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關係，另一方面繼續進行戰略對峙和戰略預防。例如，日美防長在日前會晤時，再次確認釣魚島問題適用於《日美安全條約》，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依託日美同盟行遏制中國的意圖，也揭示了實現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之路的曲折坎坷。
既然在美國因素的影響下，日本難以走出左右搖擺的外交困境，新首相在很大程度上將繼續執行安倍的既定路線，對華立場也會服務於日本外交大局，中日關係發生明顯變化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中日雙方都深知近幾年來形成的關係改善的形勢來之不易，兩國政府都希望儘可能維持這一關係，主觀上會盡量避免讓兩國關係再回到2017年之前的那種狀態。
正是基於以上認識，我們可以對中日關係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即雙方都需要穩定關係和主要在經濟文化及民間交流方面進行合作。在不發生政治安全危機的前提下，雙方關係確實有可能進一步得到發展。但同時也不能否認，兩國關係仍然很脆弱，還經不起政治安全危機的衝擊。當中美衝突升級狀態下日本不得不選邊站時，兩國關係免不了難免還會出現問題。
因此，中日關係要想行穩致遠，必須要着眼長遠大局，建設性地處理矛盾分歧。經歷了前些年的顛簸之後，兩國社會應對今後的中日關係形成更多成熟、理性的思考。
當兩國之間出現矛盾分歧時應明辨是非曲直，審慎判斷關於兩國關係的各種聲音是出於個人好惡和私利，還是真正的國家利益，着眼各自國家的長遠利益和中日關係大局看待兩國關係，堅持通過對話協商管控矛盾分歧，尋求解決。
中日關係的特殊複雜性決定了雙方保持積極勢頭、構建新型中日關係將是一個充滿博弈、艱難曲折的過程，很難一蹴而就。這一過程應以實現合作共贏爲總體導向，以強化務實合作爲關鍵抓手。面對複雜的形式，中國需要對日本政策、關係現狀及走勢做出綜合評估，既正確認識改善關係的歷史性機遇，又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對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一方面要倍加珍惜，充分利用，積極挖掘並擴大兩國共同利益，逐步形成並增強共同體意識；另一方面要認識到中日關係結構性矛盾依舊，日本對華立場仍不脫“政經分離”策略考量的本質。同時，鑑於中美關係異常緊張的現況，要對新首相在東海、臺灣、歷史等問題上可能的挑釁做好充分準備，積極有力應對，實現外交轉圜與維權、維穩的有效平衡。
（來源：中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