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的韓日模式，特殊在哪？

從5月6日起，韓國疫情防控從此前的“保持社交距離”轉入“生活防疫”階段，韓國生產生活秩序逐漸恢復。日本雖然還在實施“緊急事態宣言”，並將持續至本月底，但根據日本政府專家會議的觀點，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已可見減少趨勢。在全球抗疫的座標體系中，東亞國家較爲突出的抗疫成效引發廣泛關注。

英國廣播公司（BBC）近日刊文援引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傳染病專家內恩斯瓦的話表示，“亞洲國家或者地區抗疫相對更成功，因爲他們不僅動作快、而且實施了一系列創新性政策。”同屬東亞國家的日本與韓國，儘管在政治制度、語言文化方面有一定差異，但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日韓兩國尊重科學規律，在疫情發生初期果斷採取防控措施。自中國第一時間對外發布新冠肺炎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通報疫情信息後，日韓兩國迅速採取應對措施，比如韓國很快就着手研發診斷試劑盒，設置了近百個公共和私人實驗室用於分析結果，爲後期實現迅速大量檢測提供了硬件保障。日本醫學界也根據中國分享的信息進行及時對新冠病毒進行研究、日本媒體則頻繁聚焦新冠肺炎疫情，敦促民衆提高自我防護意識等。總的來說，當一些歐美國家政客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之時，東亞國家聚焦於疫情防控本身，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基礎上，通過實實在在的舉措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其次，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過程中普遍體現了較強的政府領導力。在疫情暴發後，韓國政府迅速採取了切實有效的行動，如封城封路、保持社交距離、及時公開數據、大量實施檢測等。相較於韓國政府，日本政府則快速通過相關立法、啓動“緊急事態宣言”，向所有民衆發放10萬日元補助，也反映出了日本政府積極履行職責。尤其是由於日本社會講求不給他人添麻煩、服從集體要求，所以即便“緊急事態宣言”缺乏充分約束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封城封路”的效果。

最後，東亞文化中獨特的集體主義、家國觀念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日韓兩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相較於西方社會強調個人與自由，東亞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則更注重家國情懷、強調克己自律、服從大局。從這次應對疫情中就可以看出，日韓人民上下一心、團結一致，最大限度地凝聚了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抗疫。例如，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期，日韓兩國的很多民營企業自覺配合政府部署、積極生產口罩和酒精等防疫用品，這在歐美社會非常罕見。

儘管日本與韓國的抗疫方式也有差異，但基於相同部分而總結出來的韓日模式或許能夠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疫情防控帶來思考。

（來源：海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