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憂鬱的人道主義者

一九二四年，在波蘭小鎮維爾諾，一個俄國女人在面對鄰居的嘲笑時說：“我的兒子未來會成爲法國大使、作家、榮譽軍團騎士，甚至會成爲將軍，找倫敦最好的裁縫做衣服！”鄰居像聽到癡人說夢一樣大笑，身旁，一個捲髮猶太小男孩沉默不語。那位鄰居不曾想到，往後餘生，男孩都在爲實現母親的願望而努力。這個小男孩就是未來的羅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一位兩次獲得龔古爾獎的傳奇作家。原名羅曼·卡謝夫的加里出生在立陶宛維爾紐斯的猶太人社區，父親做皮貨批發生意，母親經營婦女服飾。一九一五年，由於父親被強制招入俄國軍隊，小加里和母親被流放到俄國中部地區，經受飢餓和嚴寒，當他們五年後回到故鄉時，維爾紐斯已經更名爲維爾諾，被劃分到波蘭境內。

《天根》 [法] 羅曼·加里著王文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

加里從小顛沛流離，目睹父母離異、故鄉淪喪，他是一個遊蕩者，對民族或國家的口號充滿警覺。十四歲後，加里來到法國，加入法國國籍，遷徙的生活才告一段落。一九三八年，他應徵入伍，兩年後投奔戴高樂，成爲自由法國部隊的一員。他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獲得十字軍功章，但比他的軍事生涯更顯著的是他的文學生涯。

加里憑藉長篇小說《天根》榮獲龔古爾獎，又用半自傳體小說《童年的許諾》獲得國際聲譽，而他最傳奇的事蹟，要數跟法國文壇開的一個玩笑。一九七五年，一個名叫埃米爾·阿雅爾的作家橫空出世，以小說《來日方長》（ La Vie Devant Soi ，又譯《如此人生》）斬獲當年龔古爾獎。但詭異的是，之後長達五年時間裏，文壇都不知道這個埃米爾·阿雅爾究竟是誰。他就如同那位寫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埃萊娜·費蘭特，成爲人們心中的一個謎。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加里開槍自殺，他的友人才公開：埃米爾·阿雅爾就是羅曼·加里本人！

《如此人生》 [法] 埃米爾·阿雅爾著高發明 朱曉敏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

加里出身卑微，但他沒有被生活的屈辱所折服。他的小說塑造了一系列加里式的人物——被拋棄但與生活抗爭的孤兒形象，比如《來日方長》裏的毛毛、《童年的許諾》裏的羅曼、《歐洲教育》裏的揚內茨，他們形象各異，但都有一顆堅韌的心。其頑強鬥爭的一面，在小說《歐洲教育》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歐洲教育》以作者的參戰經驗爲參考，講述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一羣在波蘭維爾諾進行抗德鬥爭的游擊隊員的故事。在這本書中，加里不受固定文體的限制，文字輕盈馳騁，在小說、信件、詩歌裏穿梭；但他的輕盈不是碎碎唸的，當你閱讀的時候，你能感受到文字裏那充沛的力量，那股源於史詩年代的英雄激情和對生命的熱愛。也是在《歐洲教育》中，他書寫信仰，這信仰不在遠方，而在對具體的人的體恤。當歐洲的祥和被戰火燃燒，“行刑隊、奴役、酷刑、強暴——摧毀一切令生活美好的東西”，一批戰士冒着血的代價守護心中的良善。斯大林格勒危機四伏，納粹的子彈隨時讓人殞命，戰士們不是神明，他們害怕死亡，但他們知道，必須有人去戰鬥，爲了人民，也爲了他們所珍惜的價值。

作爲一個戰士，加里珍惜和平，也用文字守護着具體的愛。西蒙娜·薇伊說：“愛是我們貧賤的一種標誌。”在《歐洲教育》裏，愛是守護和平者縱身躍進現實的地獄；而在《童年的許諾》中，愛既是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教育，也是兒子哪怕流落他鄉，灰頭土臉，依然把對母親的許諾銘記在心。通過《童年的許諾》，我們能看見加里心中對母親的羈絆。某種程度上，正是他的猶太母親塑造了他的人格，頑強、勇敢、挑戰命運的決心，和那夜深人靜時不爲人知的脆弱。加里揹負着母親的影子生活，即便在功成名就後，他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那段童年與母親共同甘苦的歲月。

《歐洲教育》 [法]羅曼·加里著 王文融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

可貴的是，在塑造母親的形象時，加里並未選擇美化。他書寫了母親這一角色的堅強、善良，也毫不避諱她的自私和控制慾。“我媽媽爲了教會我如何驕傲地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因此，也鼓勵我讀一本名爲《傑出法國人的一生》的厚重書本。她總會親自高聲地讀給我聽，在念過了微生物學家巴斯德、聖女貞德，以及法國民族英雄羅蘭騎士的功績偉業之後，她將書擱在膝頭上，對我投以一種載負着期盼與溫柔的深遠眼光。”這種期待，無形中壓在兒子的肩上，兒子拼盡全力，只爲達到母親的期待；但是，這種疲憊的生活、英雄的聖光，卻也讓他喘不過氣。加里借這段母子關係，探討了兩代人教育中那微妙的感覺。

母親的猶太背景，也讓加里對種族衝突有更深的體會。在俄國、在波蘭，當加里還不是一個戰鬥英雄時，他在別人的冷眼和嘲笑中過活。猶太人在歐洲的歷史，本就是一段錯綜複雜的傷痕史，遷徙的背後，是種族偏見下的驅逐與屠殺。尤其是在“奧斯維辛”後，加里對種族議題有了更強烈的書寫意願。於是在《來日方長》中，他書寫了巴黎阿拉伯人和猶太人聚居區裏底層人的生活。在浪漫、繁華的巴黎，有那麼一羣人過着賣淫、乞討乃至偷竊的生活，小說的男主人公毛毛和“賣了一輩子屁股”的妓女羅莎夫人相依爲命。出身妓院，家境貧窮，讓毛毛從小體會到人間的不公，也對人性之惡有更深刻的認識，但惡的普遍，反襯出善的高貴，毛毛在那些被污名化的羣體裏，同樣感受到了善意。羅曼·加里在描寫他們時，流露出惻隱之心。所以小說最後的落腳點是“愛”，哈米勒先生告訴毛毛要相信愛，羅莎夫人也希望毛毛不要放棄，“趁年輕要好好地活”。他們都是社會的邊緣人，但他們沒有放棄和苦難生活抗爭的決心。

小說《來日方長》改編的電影《羅莎夫人》（1975）中的毛毛與羅莎夫人

在《來日方長》中，最令人動容的是羅莎夫人，她經歷過集中營，感受過民族間的撕裂，爲了生活忍受着貧困和自以爲是的男人的言語羞辱；但另一方面，她撫養着幾十個“二戰”時妓女們留下的棄嬰，爲這本不必承擔的責任，消耗自己的餘生。唏噓的是，羅莎夫人年老時的心願，只是希望體面地離去。她說：“我的身子已經爲客人服務了三十五年，現在再不能把它交給醫生了，答應我！”她想要安樂死，但最後，她的死亡慘淡孤獨，在偌大的巴黎，如一隻螞蟻被踩死一樣寥人問津，唯獨毛毛守在她屍體邊，用一瓶瓶的香水掩蓋腐臭，他知道羅莎夫人愛美，就竭力爲這個死去的人保持容光，但他也知道，人是敵不過時間的。

從《歐洲教育》《童年的許諾》到《來日方長》，“身份”成爲加里小說的關鍵詞。猶太人、阿拉伯人、土著、移民、妓女、孤兒……“身份”從一出生時就困擾着加里小說中的主角們。《來日方長》中的“我”（也就是小說主人公毛毛），從小失去雙親，他不知道故鄉何處，也不曉得父母去了哪裏，他聽羅莎夫人說，自己叫穆罕穆德，是個地道的穆斯林，可是，“我”沒有爸爸，沒有媽媽，沒有任何出生證件，她怎麼知道“我”是穆斯林呢？當“我”試圖追問羅莎夫人，“我”的母親在哪裏，她爲什麼不來看我，爲什麼我會在巴黎時，羅莎夫人選擇迴避。這些孩子生來被迷霧籠罩，太多空白，讓他們處於失根狀態，對世界充滿了懷疑。

“我”的困境，是很多巴黎孤兒的縮影，加里藉助小說，想要探討爲什麼在同一座城市裏，人與人的童年會那麼不同？爲什麼在付出同等甚至更多勞動的前提下，有些人卻只能活在底層？在法國這個重視平等的國度裏，階層的區隔依然嚴重，基於人種和血緣的偏見，困擾着毛毛這樣的少年。加里移民法國，對此感觸頗深，所以他在讚揚一代代法國人改良社會的熱情時，也呼籲人們放眼當下，不要對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視而不見。

羅曼·加里（Romain Gary，1914—1980）

羅曼·加里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他看到造成羅莎夫人、毛毛等人悲劇的原因，並不純粹是個體智力或努力程度的差距，懸殊的貧富差距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背後，是階層流動性和整體資源分配出現了問題。作爲一個社會名流，加里能數次爲底層發聲，體現出他作爲寫作者的社會責任感，但或許正是囿於社會身份，讓他的小說在制度批判上不能更進一步，而是轉變爲一種道德敘事，流向一個更抒情的維度。

和加繆一樣，面相憂鬱的加里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的小說裏閃閃發光的人物，在道德上有強大的號召力。加里稱頌的道德並不取決於人物的身份，羅莎夫人是個妓女，但她比很多王公貴族更有利他精神。《童年的許諾》裏的母親在苦難歲月裏的樂觀精神，以及她對孩子無私的愛，更是令人潸然淚下。加里曾說：“人類試圖賦予命運某種形式和含義，神靈們對此心懷忌恨，對我猛烈追擊，弄得我體無完膚，到處是血淋淋的傷口，但是神靈們對我的愛一無所知，他們忘了剪斷這根臍帶。我倖存下來了。母親的意志、勇氣和生命力源源輸入我的體內，繼續哺育着我。”在他筆下，愛成爲黑暗中的花火，於絕望之境傳承希望。這股力量如涓涓溪流，跨越山海與時間。

儘管在大衆面前，加里像個完美的英雄，寫小說，做飛行員，抗擊納粹，但細讀加里的文字，憂鬱、悲憫的色彩就會呈現出來。他不爲強者寫作，而是爲弱者鼓與呼，在他筆下的不是將軍的神話，而是老妓女和小男孩的無聲告白。

羅曼·加里與珍·茜寶（Jean Seberg）

二十世紀是一個製造強人的時代，一個強勢的領袖能夠打贏戰爭，也能讓歐洲成爲煉獄。於是，加里開始反思這種“英雄氣概”，他警惕媒體對強者和犧牲的推崇，他曾說:“煽動英雄主義是對付無力者”，因此，“我最反對強者”。加里用笑的方式寫悲的小說，他筆下的主人公多是弱者，他的文風也不是大氣磅礴、高歌猛進的，而是細膩溫婉，對小人物有深刻的共情。加里是那種用情感制勝的作家，和羅伯·格里耶、西蒙、杜拉斯這些法國新小說派相比，他的小說結構並不酷，敘事也不新潮，甚至透着股十九世紀的樸素，但他善於在樸素的文字中表達動人的情感，尤其是那些描繪家庭關係的篇章，一點也沒有矯飾的味道。

晚年，加里和好友加繆一樣，罹患抑鬱症。同樣患有抑鬱症的，是他的第二任妻子、當紅演員珍·茜寶（Jean Seberg）。因爲被FBI污衊（當時，FBI放出假消息給洛杉磯時報，稱茜寶懷上了黑豹黨頭目休伊特的孩子），她揹負了輿論的巨大壓力，從此情緒低沉，在抑鬱中度過晚年。加繆之死、愛人的抑鬱，讓加里備受打擊，即便在珍·茜寶最受謾罵的時光，他仍力挺妻子。即便後來兩人離婚，加里依然關心着茜寶。曾見過二人的美國作家威廉·斯蒂隆（William Styron，1925-2006）回憶道：“羅曼對於珍的關心，更像是父親對女兒的關心。羅曼告訴我，珍正在接受治療，而她生的病就是曾經同樣折磨過他的抑鬱症。”

許多和加里相處過的人，都說他是一個好人，在繽紛的社交派對裏，他也總是以樂觀豁達的面貌出現，但回到家中，他會把頭埋在灰暗中，他獨自面對痛苦，在案頭流淚，即便是愛護他的人，也不能解除他的痛苦，那是一種無法完全治癒的創傷，一種突然依賴的恐懼和脆弱，沒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一九八〇年的一天，羅曼·加里在自己的寓所內飲彈自盡。他死的那天，整個法國文壇都陷入哀悼，他們哀悼的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的離去，也是一個憂鬱的人道主義者不爲人知的悲傷。

（來源：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