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兩會,是見證中美“攻守之勢異”的關鍵時刻

亞太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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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下旬,近3000名代表齊聚首都北京,參加因新冠疫情而被推遲的兩會。他們有的來自上海、四川,還有的來自西藏和內蒙古。爲了今年的兩會能在5月份順利召開,中國政府盡了最大的努力,做好了一切準備。這些代表們將會在飄揚的五星紅旗和解放軍儀仗隊的注視下走過天安門廣場,坐在美輪美奐的人民大會堂內共商國是。人民大會堂這個名字是毛澤東命名和力主修建的,是新中國誕生的重要建築標識。

20多年以來,人民代表大會一直在三月初召開。無論對中國人民,還是對全世界來說,兩會都是一個窗口,可以展現省一級的黨政機關是如何和黨中央保持政令高度一致的。考慮到新冠狀病毒疫情這個大背景,今年的兩會顯得尤爲重要。

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佈兩會召開日定在5月22日的時候,這也是在向外界傳達這樣一種信號: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在中國徹底結束了。

過去幾個星期,北京依然保持着相當嚴苛的高標準防疫手段,以防百密一疏再次讓疫情形勢出現反彈。海外的訪華者受歡迎度顯著下降,按照規定,到5月中旬之前,駐京的163個使館依然都不被允許接待訪客,而且外地人員進京還要自我隔離三個星期。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這場聲勢浩大的疫情貌似會讓這個國家整體退回到幾年前,但現實告訴我們,這種擔心並沒有出現。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國總統特朗普卻依然受困於治國無力和抗疫無方。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佈的權威數據,截止到5月5日,美國的感染人數超過120萬人;幾個月前中國曾是疫情的重災區,目前感染人數大約只有84000人左右。

我們是否正在親眼目睹一場全球權力交接的大格局?逐漸擺脫疫情困擾的中國繼續在各個領域擴大其影響力,尤其在南海這片區域,中國申張主權的聲音和決心越來越大,也越來越讓美國感到不安。

《明鏡》週刊拿到了德國國防部的一份機密文件,內有德國國防部長的陳述:“美國海軍方面認爲,中國海軍會利用因新冠狀病毒(哪怕整個過程是一個很短暫的間隙)造成的美軍在西太平洋趴窩的權力真空大做文章。”這份文件還提到了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在美西戰爭海軍服役期間,曾有過軍艦士兵因爲瘟疫而導致上千人被感染的經歷。

這就是現實——中國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地緣政治領域展現出了超級大國的風采,這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是個絕妙的嘲諷。因爲特朗普在拉票宣戰中向選民承諾過,他會讓中國真正認清自身到底處在什麼地位,他還把對華極不友好的鷹派經濟策略家納瓦羅納入到自己幕僚團隊中。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政治聲調正在發生急劇變化。自從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祕密訪華,中美兩國關係逐漸正常化之後,歷屆美國總統都力圖和中國建立一個積極的、富有成果的外交關係,然而特朗普卻喜歡搞對抗。任職期間他不斷加碼要求美國企業從中國撤出,號召製造業迴流美國,而且把懲罰性關稅當成貿易戰的重要槓桿之一。

路透社21日報道,美國將退出由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等34個成員國組成的《開放天空條約》,這是特朗普政府再次提出退出“國際羣”(視頻截圖)

但美國股市的一系列崩潰式的熔斷讓特朗普從迷夢中驚醒,讓他不斷反省對華的一系列邊緣性政策。無論如何,疫情讓中美之間敵意增強了幾分,對抗式的火焰再次被點燃。華盛頓的共和黨領袖們非常喜歡“甩鍋”,給疫情防控不利的局面找替罪羊。

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到2月初,彼時美國的新冠病毒確診病例只有不到5例,共和黨參議員湯姆•柯頓就陰謀論地認爲病毒源於武漢的實驗室,親特朗普的各大媒體如福克斯電視臺等等都對此類言論做了渲染性的報道,而且根據《紐約時報》的說法,美國很多情報機構也介入到了病毒起源追查的議程中。

當疫情在美國持續蔓延並呈擴大化趨勢之時,特朗普把病毒污名化爲“中國病毒”。在三月底的G7峯會閉幕式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更是將其冠以“武漢病毒”的稱謂,引發輿論大譁。4月27日,特朗普認爲中國要對美國疫情負主要責任,信誓旦旦要控告中國,索要一筆鉅額賠償。

民主黨的反應也和共和黨大同小異。總統候選人喬·拜登的外交幕僚尼古拉斯·伯恩斯(Nicolas Burns)指責中國在疫情初期“缺乏管理透明度,讓全世界都喪失了及時反應的機會”。

但無論如何,中國和美國不同,幾個月來,全民一致開展了抗擊病毒的戰役。1月23日,中央政府做出一個極其嚴厲且很重要的決斷——武漢封城,之後周邊省份也隨之跟進。當疫情形勢最嚴峻的時刻,全中國差不多有8億人被禁足在家,如果某一家庭成員出現了症狀,他將會被馬上轉移到臨時搭建的方艙醫院,以免其他家人被感染。

毫無疑問中國抗疫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相形見絀的是,美國方面的確診數和死亡數依然在連日攀升,並沒有放緩的跡象。

美國因爲疫情肆虐而最糾結的地區莫過於佐治亞州,上週該州的州長布里安·坎普(Brian Kemp) 發佈了一條違背特朗普總統意願的指令,允許州內某些行業陸續復工。州內第四大城市薩凡納(Savannah)市中心有一家叫“The Barber Pole”的規模不大的理髮店,復工初日便顧客盈門,兩個顧客正在店內做頭髮,同時還有一個在門口接受了擦皮鞋的服務,另外還有四名顧客在店門外排隊,不過依然還是有人沒戴口罩;在市中心一家熟食店裏,食客們也並沒有按照要求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

截止到5月22日凌晨,美國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超過了157萬,死亡人數超過了94000人

薩凡納市的市長範·約翰遜(Van R. Johnson)的絕望之情完全寫在了臉上:“如果州長、總統和市長三方對目前的疫情評估有三個版本,那麼我們的普通市民就會覺得非常困惑,而且會嚇到他們”,約翰遜懇求當地的商界大佬不要貿然復工,但如果他們連總統特朗普和州長坎普的話都當耳旁風,又怎麼能指望他們能聽命於一個市長呢?

中美之間的隔閡分歧從未有如此之大。4月8日,武漢在經歷了11個星期的嚴格封城之後,歷史性地宣佈解封。但在解封之初,商家依然和顧客們保持着一定的社交距離,比如限制入店人數,或者在門口接待顧客,時尚精品時裝店則會對每個顧客都進行體溫測量,每個人都帶着口罩,而且市民手機上裝了疫情監測的app。

中國政府已經敏銳地觀察到,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已經逐漸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美國的疫情危機只要一天沒有減緩的跡象,中國就越能展現自身體制的優越性。三月份和四月份這兩個月,中國往16個國家都派駐了醫療合作隊,同時向超過125個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援助了臨牀硬件設備。當時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意大利,一開始向歐洲內部和歐盟哀求援助,但卻沒想到中國富商馬雲援助了歐盟200萬隻防護口罩。

中國政府做的絕不僅限於慈善性的國際援助。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昂4月14日召見了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就中國駐法國外交官關於法國以及西方國家抗疫批評“醫生和護士在眼睜睜看着患者死掉”的言論,提出不贊同立場。法國外交部長通過發佈公報,公告召見中國大使,而且在這件事情之前,中國一位外交部發言人在社交網絡上發聲,懷疑“病毒的源頭或許來自美國”。

在現實層面上,特朗普已經拿不出什麼有效措施去反擊中國,由於抗疫失誤連連,華盛頓政府處於被新冠病毒擊潰的狀態。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垮臺以來,美國一家獨霸,失去足夠地緣政治制衡的美國,自以爲不可戰勝,不斷在中東和巴爾幹地區實施軍事行動,但在提升地緣政治影響力方面卻收效甚微。而中國的崛起恰恰是美國“混合帝國”意識形態濫用導致的部分結果結果。

權威數據統計,自從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在中東和亞洲用兵,一共花費了5.9萬億美元,共有7000名美軍在執行軍事任務時喪生。而同期的中國正在努力發展經濟,提升國民的生活水平,1980年,中國的人均GDP只有430美元,而今天這個數字是10000,在人類歷史上還找不出先例,某國或者某一文明能像中國這個大國一樣,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迸發出瞭如此巨大的創造力,實現了經濟繁榮和鉅額的財富增加。

1990-2020,中美兩國每年GDP增長率和出口變化(深色線條代表美國,淺色線條代表中國)

同時,美國正在讓出國際合作體系中的頭把交椅。二戰之後,正是在華盛頓方面的主導和努力下,牽手其他各國打造了聯合國、北約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超大型的超越主權的國際合作組織,雖然這些國際組織消耗了美國相當多的財力,但它們的存在鞏固了美國作爲超級大國的地位。而現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先是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撕毀伊核協議,尤其在最近更是威脅“斷供”世衛組織。

德國駐聯合國大使克里斯托弗·豪伊思根(Christoph Heusgen)認爲,中國靈巧而熟練地迅速填補了美國各種“退羣”之後造成的權力斷代。以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祕書長劉振民爲例,每次輪到他發言時,他的開場白都是:“我在此代表中國和習近平主席發言。”

讓我們回到2017年1月17日,就在特朗普剛剛當選美國新一屆總統幾個星期之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便率隊參加了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與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就全球化的美好前景作了一番生動的演講,並且表態堅定地站在全球化這一邊;三天之後,特朗普在白宮的就職演說中卻這麼說:“從今天起,我們國家將受一個新願景來指引。從今天起,只有美國第一——美國第一。每一項貿易、稅收、移民、外交決策都將是爲了讓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受益。”雙方對全球化的態度有着鮮明的反差。

中國想再次把自身拉回到世界舞臺應有的位置上。兩千多年來,中國和古印度一直是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不過到19世紀,中華帝國沒落了,被英帝國以鴉片戰爭的方式強行打開了大門,帝國臣民大量地染上了鴉片毒癮,同時內部遭遇到了連綿不斷的自然災害和農民起義。1911年,將近300年的大清帝國走向了終點,隨之而來的幾十年是無休止的軍閥混戰和民不聊生,中國的國際地位持續走低,而且受到了鄰國日本的野蠻侵略。

毛澤東建立了新中國,鄧小平又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主持了改革開放,開啓了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這是一個鉅變。

從軍事角度看,中國仍然弱於美國。美國目前有10艘航空母艦,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只有2艘。但中國越來越善於將經濟和軍事結合起來向對手打組合拳。4月初,一艘中國巡邏海警船和一艘越南漁船發生了刮碰,隨後西方外交官鼓勵河內把這件事列入聯合國安理會的討論議程。但是,越南的經濟發展高度和中國捆綁,所以越南政府寧願息事寧人。

全球是否正面臨着新一輪的系統性對決?對這個問題,特朗普身邊的鷹派對這個看法一般持肯定態度。在美國高層政界有相當影響力的共和黨人紐特•金裏奇(Newt Gingrich)最近有過這樣一番言論:“如果不想讓子孫們說中文並向北京叩首,那麼我們最好在對華問題上達成全國性的共識。”金裏奇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特朗普甚至任命了他的妻子卡莉斯塔•金裏奇(Callista Gingrich)爲美國駐梵蒂岡大使。

但歷史僅僅是簡單的重演嗎?在亞洲範圍內頗有聲望的政策研究學者馬凱碩在他的《中國贏了嗎?》一書中論述:毫無疑問,中國希望重拾昔日的民族榮光。他還提到:“如果西方簡單地把中國和當時的蘇聯進行類比,認爲中國有蘇聯的那種‘帝國之志’,那就犯了大錯了。” 馬凱碩還精闢地指出:“40年來,中國沒有和外界打過一場大戰,而且30年來沒有在周邊地區射出過哪怕一粒子彈,這種現象絕非偶然。”在他看來,這是中國社會帶有強烈的內生驅動性的重要證明。儘管有外國學者認爲,中國在南海大力修建人工島嶼,所以不能低估北京的雄心。

“目前,我尚並不認爲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黨的治國優勢,”蘇珊·希克(Susan Shirk)說。她曾是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的外交政策諮詢師。她認爲,美國之所以是世界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所依靠的不單單是原子彈和美元,還有雄厚的軟實力,比如對自由理念的推崇、美國大學的科研學術精神,以及白宮領導人的人格魅力,但很遺憾的是,相比前兩項,目前白宮的主人顯然把美國政壇的“克里斯馬”人設拋棄的一乾二淨。然而,還有半年的時間,美國人民將決定是否有必要把他撤換下來。

(本文原載德國《明鏡》週刊2020年第19期,略有刪節)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