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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人最早出現於2019年12月，但直到2020年1月初，大衆對此仍不知情，缺乏防護和隔離的概念，甚至在1月19日這天，武漢還舉辦了四萬餘家庭共吃團圓飯的百步亭萬人宴。直到27日，武漢市長承認信息披露不及時。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上，對傳染病的隱瞞乃至謊言早已不是什麼新出現的“兇手”——《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一書就揭示了一戰時期在最爲富裕、本土未遭到戰火肆虐的美國，由於信息披露不及時，大流感是如何藉助大型聚會大肆橫行的。
在疫情不斷髮展時，網絡上出現了一種聲音，稱病毒是美國的陰謀，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了艾滋病現身的冷戰時期——各國之間推諉責任，不同羣體相互猜疑，各種形式的陰謀論甚囂塵上。《逼近的瘟疫》一書指出，人類所處的環境在迅速全球化，這要求這個星球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要放開眼光，不能僅僅盯着本村本縣、本市本省、本國本區，認爲這就是自己的全部生態範圍，因爲人類已成爲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病毒來襲：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一書進一步指出，在微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當很多人以捕獲野生動物爲食的時候，新型的感染源就會出現。而這不僅僅是捕食野生動物者本人的問題，也是當今全球化加劇全球風險的大背景之下所有人面臨的問題。預防人和野生哺乳動物的密切接觸，是預防下一場流行病爆發的重點。
或許，瘟疫正是人對自然索取和自身無限擴張招致的報應？所有的活物都會攜帶病毒，活物密集的地方就會成爲病毒儲備池。當人類不斷侵蝕大自然的空間，逼迫病毒走出一個生態系統，病毒往往會在人類羣體中波浪式傳播，“彷彿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聲”。《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警醒今天的讀者：也許，地球正在啓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
藉由這四本書，與武漢肺炎相呼應，我們希望在謊言與公共衛生政策、全球化對21世紀傳染病的意義，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等面向上展開討論。因爲，在人類必須面對的下一次疫情來臨之前，教育與理性纔是最好的疫苗。
1、“無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謊言造成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
[美]約翰·M·巴里 著 鍾揚 趙佳媛 劉念 譯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7-1
一百多年以前的人類也面臨着傳染病的騰騰殺氣：一場大流感在1918-1919年期間席捲世界，導致5000萬到1億人死亡，超過歷年來命喪艾滋病的人數總和。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兒童，而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頂峯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大流感來勢洶洶，帶着詭異色彩：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有人正在指路，話沒有講完，問路的人先倒下了；在南非的開普敦，有人坐在公交車上，親眼看見一路6個人相繼死去，包括售票員和司機。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這本書講的主要是，在美國人們是如何被流感襲擊，又是怎樣應對流感爆發的。本書不僅爲我們呈現了巨大壓力之下科學家和醫學工作者的科學精神和研究態度，同時也寫出了政治與疾病傳播之間的互動關係。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已經向德國宣戰，200萬美軍開赴法國，還需至少增援200萬。國家的每一分子都面臨着被徵召參戰的命運，對整個行政部門而言，控制信息是至關重要的，穩定民心是政府的要務，他們擔心採取任何會引起恐慌的行動。
當時的費城公共衛生主管克魯森就對大流感襲擊軍營置若罔聞，他否認流感會給城市造成任何威脅。他沒有安排任何應急措施，沒有儲備供給，也沒有列編應付緊急事件的醫務人員名單。《費城晚報》也向其讀者保證，流感不會引發危險。克魯森還說，那些死於流感的水手，不過是死於“舊式的流行性感冒或普通感冒”。他們甚至準備在流感肆虐的情況下舉辦費城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這場遊行已籌備了幾個星期，目的是銷售幾百萬美元戰爭公債，遊行會有幾千人參加，旁觀人數會達到幾十萬。
一些醫生、公共衛生專家和傳染病專家力勸克魯森取消這場遊行，因爲流感是一種會在人羣中傳播的疾病，“大量現成的易燃物會引發一場熊熊大火”。克魯森也感受到了人們要求取消遊行的強大壓力，可是他也聽到了好消息，關於引發流感病原體的鑑定似乎有所進展，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研製血清和疫苗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報紙用頭版頭條刊載了這條好消息，卻沒有提及科學家對這一發現其實並無十足的把握。克魯森向遊行的人們保證，不會有任何危險，就這樣，幾十萬人蔘與的費城自由公債遊行如期展開了……
在遊行之前，流感主要在軍營和水手中流傳；遊行結束後的72小時內，全城31家醫院的病牀全部爆滿，並且有患者死亡。在沒有醫生和警察指令的情況下，醫院開始拒收病人，然而人們還是排着長隊等待入院。僅僅10天之內，流行病就從每天幾百個平民患病、僅一兩例死亡，發展成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患病、幾百人死亡。人們每一天都會發現，一週甚至一天之前還好好的鄰居朋友已不在人世了。即便是在這種時候，費城當局和報紙還在對危險遮遮掩掩，不僅將病勢報道最小化，還不斷聲稱“流感的高峯已經過去了”“不要受誇大報道的影響而恐懼害怕”，可是無論是報紙的承諾和克魯森的保證，都不能再讓人們安心了。
《大流感》一書作者約翰﹒M.巴里看到，在這場大流感中，我們已經無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謊言造成的。當那些權威人士信誓旦旦稱這只是流感，和普通的感冒並沒有什麼不同時，至少有一部分人對此深信不疑，並因此把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他指出，當權者害怕對流感的恐懼會動搖軍心，可是實際上， 恐懼來源於未知，來源於無法看見、無從知曉、孤立無援。 在恐怖電影當中，一旦怪獸顯出原形，害怕雖然還會存在，但是因未知而產生的極端恐懼就會煙消雲散。在1918年，美國官方和出版物的謊言讓恐懼不能夠具體化，公衆無法相信任何人或事，他們因此也就一無所知。
2、“微生物不會看到人類劃分的邊界”：《逼近的瘟疫》
[美]勞裏·加勒特 著 楊岐鳴 楊寧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新型冠狀病毒愈演愈烈，社交網絡上也產生了很多關於病毒的謠言，比如有人認爲該病毒是美國故意傳播的，還有人藉此打撈出一篇名爲《細思極恐，當年中國非典，是美帝對我們的生物戰》的舊文。這些帶有陰謀論色彩的奇談怪論其實並不新鮮，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艾滋病病毒肆虐之時，關於艾滋病源頭的爭論中也有着相似的聲音。
當時正值冷戰，來自洛杉磯的羅伯特·斯特雷克博士提出的理論贏得了大批追隨者，他聲稱，是中央情報局製造了艾滋病病毒。同性戀者報紙《紐約土著》跟着鼓吹，艾滋病是中央情報局製造出來的，意圖是施放非洲豬瘟病毒，以摧毀古巴的農業經濟。1986年朝鮮政府提出，艾滋病病毒是由韓國實驗室製造的，背後主謀是中央情報局，目的是消滅全體朝鮮人。
馬里蘭大學研究人員在民意調查中發現，很多人認爲“艾滋病是針對黑色人種的種族滅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病毒專家彼得·杜斯伯格說，艾滋病一直存在，只是因爲注射毒品、吸食亞硝酸鹽、服用安非他命等“自我毀滅性的同性戀生活方式”才導致發病，很多人因此將罵名推到致命性疾病患者發身上，全怪他們“生活不檢點”，惹上疾病。人們不斷彼此推諉責任，不同羣體之間也互相指責。
《逼近的瘟疫》一書作者勞裏 · 加勒特看到，在艾滋病病情肆虐的過程當中，雖然人類的行爲是關鍵，但主要責任與醫療條件匱乏有關——她把責任主要歸咎於非洲廣泛使用未經消毒的注射器：注射器因醫療目的引入非洲，但是補充供應卻無法跟上，導致成百上千人重複使用同一個針頭。其實，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書當中，埃博拉的瘋狂傳播也與非洲醫院醫療條件極差、注射器經過反覆未消毒使用有關。
加勒特發現，新疾病的出現和第三世界化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柏林牆推倒後，每年有1780億美元（90年代數據）以還債的名義從最窮的國家流向最富有的國家，可是以貸款和外援名義從富國流向窮國的卻只有這個數目的三分之一。在窮國，被感染的注射器和其他器材、未經處理的污水、沒有消毒的飲用水、助長蚊蟲生長的無蓋蓄水設備、城市免疫接種計劃開展不利、住房擁擠、無家可歸……這一切都會影響到微生物的傳播。由於微生物也是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如果富國不向阿塞拜疆、孟加拉等國家的百姓提供同樣的健康保證，就無法保證北美和西歐的民衆無病無災。微生物及其媒介是不會看到人類劃分的邊界的，它們接受的是大自然設置的限制——溫度、環境、紫外線、體弱的宿主、流動性媒介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那些尚未發現艾滋病的國家，政府往往沾沾自喜，結果艾滋病卻從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逐步傳開，每到一個國家，都會發現迅速傳播的“理想”條件。“最終說來，人類若想避開或熬過下一次瘟疫的劫難，就要改變看法，明確自己在地球生態環境中的位置。”作者呼籲，人類社會正在迅速全球化，這就要求這個星球上任何地方的居民都要放開眼光，不能僅僅盯着本村本縣、本市本省、本國本區，認爲這就是自己全部的生態範圍。因爲人類，已經是命運共同體。
3、“新流行病出現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人和動物的密切接觸”：《病毒來襲》
[美] 內森·沃爾夫（Nathan Wolfe）著 沈捷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4
曾帶領團隊尋找到SARS源頭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說：“大家會發現近些年來世界各地出現的新發傳染病越來越頻繁，除了SARS以及亨德拉、尼帕病毒以外，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徵等新發傳染病都有一個特點，它們都和動物有關。研究人員做過統計，有超過70%的新發傳染病來源於動物。”
《病毒來襲：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一書作者、斯坦福大學人類生物學專業客座教授內森·沃爾夫（Nathan Wolfe）從物種進化的角度出發，整體觀測和分析了人與病毒的關係，尤其是病毒在動物和人之間的傳播。他看到， 動物死亡事件常常能夠成爲一次人類疫情的預兆 。南美髮生的黃熱病就是如此，經常是森林裏的猴子們相繼死亡之後，附近人類居住區才被傳染上致命的病毒。沃爾夫創立了獨立研究機構Global Viral，致力於流行病的早期檢測和控制，他們想要在人類和動物羣落當中檢測疫情和記錄微生物，結合前沿信息和傳播技術，以監控下一場流行病的信號。
沃爾夫看到， 新流行病出現的最大風險之一是人和動物的密切接觸，尤其是和野生哺乳動物的密切接觸 。作者曾經在中非工作，常常向獵人們描述獵殺野生動物的相關風險，而他們總是說，自己一家人打獵已經很多年了，獵食野生動物的致死風險沒有那麼高。對於這些獵人來說，染上新型致命性疾病的風險，低於不打獵的營養缺乏和其他損失帶來的風險。可是，在微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很多人以捕獲野生動物爲食的時候，新型的感染源就會出現，而這不僅僅是獵人的問題，也是所有人面臨的問題。
和一些富有而獵奇的中國野味愛好者不同，絕大多數狩獵野生動物的人是因爲貧窮而不得不以此爲食。沃爾夫認爲，流行病預防機構應該和發展組織和食品組織一起合作，真正解決農村人口的生計問題。這樣，不僅可以滿足世界富人羣體遏制疫情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也能夠幫助世界上的赤貧羣體過上像樣的生活。
4、“地球正在啓動對人類的免疫反應”：《血疫：埃博拉的故事》
[美] 理查德·普雷斯頓 著 姚向輝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6-3
在《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一書中，美國非虛構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頓看到，在“人定勝天”等豪言壯語的蠱惑之下，人類不斷侵蝕着大自然的空間，艾滋病毒就是從熱帶雨林當中順着人類建造的公路蔓延開來的，接着，埃博拉也從沉睡中甦醒，以猙獰的面龐撲向人類。
病情初期，埃博拉病毒讓人發狂、精神錯亂、人格解體，出現類似殭屍的行爲；而後感染者因多器官衰竭、出血不止或者是休克死亡，在病牀上化作血水，屍體瓦解，滲漏的液體充斥着病毒粒子，傳染給其他人。號稱“生命黑板擦”的埃博拉病毒可以“有效地”成比例削減人口：從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九十都可以實現，它的每次爆發都毫無徵兆，結束也往往悄無聲息。
埃博拉病毒擁有高致病性、高致命性且無藥可救，它可以跨物種傳播，可以在無宿主的情況下在水裏存活三天以上並傳染。它可以空氣傳播，生物防護等級高達4級（艾滋病爲3級，SARS爲3級）。科學家曾經在烏干達運來的非洲綠猴、從菲律賓進口的食蟹猴、非洲的蝙蝠等動物身上檢測到埃博拉病毒存在的證據。《血疫》作者認爲，艾滋病、埃博拉和其他雨林病原體的顯現，是熱帶生物圈遭到破壞的結果。熱帶雨林是世界最深的物種儲備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數動植物，但同時，因爲所有的活物都會攜帶病毒，雨林也成爲了全世界最大的病毒儲備池。病毒走出一個生態系統之後，往往會在人類羣體中波浪式傳播，“彷彿是正在衰亡的生物圈的回聲”。
理查德認爲，大自然有自我平衡的手段，雨林有自己的防護手段，地球的免疫系統察覺了人類的活動，開始發揮作用。“大自然在試圖除掉人類這種寄生生物的感染。”人們會發現，在把其他物種推向滅絕的過程中，人類也在忙着鋸斷自己棲息的那根樹枝。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