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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從哪方面看，我們正在經歷的都是一場巨大的危機，因此自然而然會認爲它將被證明是現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的幾個月裏，關於這場大流行將會給我們留下怎樣的世界，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但大多數人認爲，我們即將進入的世界將完全不同於過往的世界。一些人預測，這場大流行將塑造一個以中國爲首的世界新秩序；另一些人則認爲這將動搖中國領導層。有人說它將終結全球化；另一些人則希望它將開創一個全球合作的新時代。還有人認爲，這將加劇民族主義，破壞自由貿易，並導致不同國家政權更迭，或認爲以上這些都會發生。
但是，大流行之後的世界不太可能與之前的世界有根本性的不同。與其說新冠肺炎將改變世界歷史的基本方向，不如說它將加速世界往這一方向前進。此次大流行及疫情應對，揭示且加強了當今地緣政治的基本特徵。因此，與其說這場危機是一個轉折點，不如說是世界這幾十年來運行道路上的一箇中轉站。
現在預測危機何時結束還爲時過早。到底是6個月、12個月還是18個月，將取決於以下因素：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社交距離的指導和個人衛生建議；是否可獲得快速、準確且支付得起的檢測、抗病毒藥物和疫苗；以及向個人和企業提供多大的經濟援助。
然而，對當前危機過後的世界，我們不會感到陌生。美國領導地位的日漸衰落、全球合作的步履蹣跚、大國之間的意見不和，以上這些都是新冠肺炎出現之前國際環境的特徵，而這場大流行給予了它們前所未有的巨大緩衝。它們很可能成爲接下來的世界上中更爲顯著的特點。
後美國世界
當前危機的一個特點是美國領導力的明顯缺失。美國沒有召集全世界合力對抗這種病毒以及它帶來的經濟影響。美國也沒有動員全世界跟隨自己的領導解決其國內的問題。其他國家正在盡其所能自保，或向那些已度過感染峯值的國家(如中國)尋求幫助。
但是，如果這場危機過後的世界是一個美國主導地位越來越弱的世界——要是有人寫今天是“單極世界”，這幾乎無法想象——這種趨勢不是什麼新鮮事。至少近十年以來，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著名印度裔時事評論家法裏德·扎卡里亞所說的“其他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結果，它導致美國的相對優勢下降，儘管美國的絕對經濟、軍事實力之前是在持續增長。但更重要的是，這是美國意志動搖的結果，而不是美國能力下降的結果。在奧巴馬總統主導下，美國從阿富汗和中東撤軍。特朗普總統主要利用經濟實力對抗敵人，但他基本上已經結束了美國在敘利亞的存在，且試圖在阿富汗採取同樣的行動。或許更重要的是，在處理重大跨國問題上，他對結盟或維持美國傳統的主導地位幾乎沒有興趣。
這種變化的前景構成了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訴求的重要一環。這種信號承諾：如果美國減少在海外的行動，把精力集中在國內問題上，美國將變得更強大、更繁榮。這種觀點隱含着這樣的假設：美國之前在世界上所做所爲很多都是浪費的、沒必要的，與國內福利無關。對許多美國人來說，此次大流行可能會強化這種觀點。儘管大流行本應凸顯的是：美國的福祉確實受到世界其它地區的影響；他們會說，美國將不得不專注於調整自身，投入資源滿足國內需求而非國外需求，滿足民生需求而非武器需求。以上選擇是錯誤的，因爲這個國家需要而且能夠負擔得起兩個方面，但人們很可能還是會爲此爭論不休。
與美國的政策選擇同樣重要的是美國的榜樣力量。早在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前，美國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經急劇下降。由於持續的政治僵局、槍支暴力、引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治理不善、阿片類藥物氾濫等，美國所代表的東西對許多人越來越沒有吸引力。聯邦政府對大流行的應對不僅遲緩、缺乏連貫性，而且常常沒有效果，這將強化一種已經廣泛存在的觀點，即美國已經迷失了方向。
無政府主義社會
一場大流行從一個國家開始傳播，並以極大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開來，它被定義爲全球挑戰。這也進一步證明，全球化是一種現實，而不是一種選擇。這場大流行蹂躪了開放和封閉的國家、富有和貧窮的國家、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有意義的全球應對卻不見蹤跡(牛頓定律——每一個作用力都有一個相反且相等的作用力——顯然在此時已經失效)。世衛組織本應是應對當前威脅的核心，但它微乎其微的作用，充分說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狀態。
儘管大流行讓這種現實更爲凸顯，但潛在趨勢早已暗流涌動：無論一個國家多麼強大都無法獨自成功應對的全球性挑戰，全球性機構也未能跟上這些挑戰的步伐。的確，全球問題與應對能力之間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當前大流行的規模。令人難過但不可避免的事實是，儘管我們使用着“國際社會”一詞，似乎它早已存在，但它更多地是一種願望，適用於當今地緣政治的幾個方面。這種情況短期內不會改變。
到目前爲止，對大流行的應對仍在全國層面，甚至是地方層面，但不是國際層面的。一旦危機過去，重點將轉向國家復甦。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看到人們對解決其他問題有多大熱情，比如氣候變化。尤其是如果氣候變化仍然被（錯誤地）視爲一個遠在天邊的問題，可以把它擱置轉而解決更緊迫的問題。
造成這種悲觀情緒的一個原因是，中美合作是應對大多數全球性挑戰所必需的，但多年來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直在惡化。大流行正在加劇兩國之間的摩擦。華盛頓方面，許多人認爲中國政府應該對此負責，認爲中國政府數週以來掩蓋疫情、毫不作爲，包括未能迅速封鎖疫情爆發的城市武漢，讓數千名感染者出城導致病毒進一步傳播。中國現在試圖把自己描繪成應對大流行的成功典範，並利用這一時機擴大其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這隻會加劇美國對其的敵意。與此同時，當前的危機既不會改變中國的觀點，即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一個歷史性反常現象，也不會減少中國對美國在貿易、人權和臺灣等一系列問題上政策的不滿。
美共和黨衆議員吉姆·班克斯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建議中國爲新冠負責並減免美國債務
在大流行之前，兩個經濟體“脫鉤”的想法已經獲得了相當大的支持，原因是美國擔心自己在許多重要商品上變得過於依賴一個潛在的對手，而且容易受到中國間諜活動和知識產權盜竊的影響。這種脫鉤的動力將會因爲大流行而增強，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出自人們對中國的擔憂。人們抱有刺激國內製造業的願望的同時，將重新關注供應鏈中斷的可能性。全球貿易將部分復甦，但更多的貿易將由政府而不是市場來管理。
至少在過去5年裏，許多發達國家對接收大量移民和難民的抵制顯而易見，這一趨勢將因大流行而加劇。這一方面是出於對輸入傳染性疾病風險的擔憂，另一方面是因爲高失業率會使社會對接受外來人口持謹慎態度。儘管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人數已經達到歷史水平，但由於經濟無法再支持他們的人口，他們的人數將繼續顯著增加，這種反對意見也將隨之增加。
這將爲很多人帶來痛苦，也會爲無力承擔他們的國家帶來更大負擔。幾十年來，國家衰弱一直是一個重大的全球問題，但大流行造成的經濟損失將導：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公共和私人債務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爲支付醫療費用和支持失業者進行支出的需求，將導致債務飆升。特別是發展中世界將面臨它無法滿足的巨大抗疫需求，發達國家是否願意根據國內的需求提供幫助仍有待觀察。在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整個非洲都存在潛在的餘震，可能會影響全球經濟復甦。
新冠肺炎在歐洲的傳播也突出了歐洲一體化失去了勢頭。歐洲國家在分頭對大流行及其經濟影響進行應對。但是，歐洲一體化進程早在這場危機之前就已經失去了動力——英國脫歐就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大流行後的世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鐘擺將在多大程度上繼續從布魯塞爾轉向歐洲各國首都，因爲各國都在質疑對本國邊境的控制是否能夠減緩病毒的傳播。
這場大流行可能會加劇過去15年來顯而易見的民主衰退。人們將呼籲政府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無論是限制人口流動，還是提供經濟援助。公民自由將被許多人視爲戰爭的犧牲品，在危機中是買不起的奢侈品。與此同時，一旦大流行不再構成威脅，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非自由國家構成的威脅仍將存在；事實上，即便注意力集中在別處時，這些威脅也很可能在增加。
一個更加混亂的世界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名爲《混亂的世界》的書，描繪了一個大國競爭加劇、核擴散、多國走衰、難民潮激增、民族主義擡頭、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減弱的全球圖景。大流行的結果將改變的不是混亂的事實，而是混亂的程度。
理想情況下，這場危機將帶來建立更具活力的國際秩序的新承諾，就像二戰的大災難所帶來的格局，促進了近75年的和平、繁榮和民主。這種秩序將加強合作，監測傳染病的爆發並處理其影響，同時將加強各方意願，以應對氣候變化、制定網絡空間規則、幫助難民、應對核擴散和恐怖主義。
但當這場全球災難結束之後，幾乎沒有理由相信過去會重演。當今世界根本不利於被塑造。權力分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爲分散，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爲體。共識基本不存在。新技術和挑戰已經超過了與之抗衡的集體能力。沒有單
更重要的是，由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及國內不斷增長的需求，美國倍感疲憊，目前並不想承擔起領導國際角色。即使奉行傳統外交政策的人，比如前副總統拜登，贏得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國會和公衆的抵制也將阻止美國全面迴歸此前在世界上扮演的擴張角色。無論是中國或任何其它國家，都不具備這樣的願望和能力填補美國造成的空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了應對迫在眉睫的共產主義威脅，美國公衆開始支持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曾說過一句名言：政府必須提出“比事實更清楚”的論據，才能讓美國人民和國會相信遏制蘇聯的努力。一些分析人士認爲，今天再提“中國威脅論”同樣可以激發公衆的支持，但以反華爲基礎的外交政策很難適應當今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與此同時，呼籲美國人民把解決這些全球問題作爲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仍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因此，更值得考慮的先例可能不是二戰之後的時期，而是一戰之後的時期——一個美國參與度下降、國際動盪加劇的時代。其餘的，正如他們所說，都是歷史。
（來源：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