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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坦桑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扎克·格爾納（Abdulrazak Gurnah），頒獎詞致敬了其“堅定的、充滿同情的對殖民主義影響的剖析，書寫在不同文化與大陸之間生活的難民的命運”，評委會認爲他的寫作令人想起莎士比亞、約瑟夫·康拉德、V.S·奈保爾等經典作家。
格爾納最近剛從肯特大學退休。他是繼1993年託尼·莫里森獲得諾獎後的又一位黑人獲獎作家。而1986年獲獎的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則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非洲裔作家。
得知獲獎以爲是騙局
在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祕書Mats Malm電話通知格爾納獲得諾獎時，他正在廚房裏忙活，第一反應是覺得這電話是個騙局，“在得獎消息最終公佈前，總會有幾個禮拜的議論紛紛，像是誰在榜單前列，我根本就沒思考過這件事，只是想過到底誰會得呢？不過很榮幸獲得諾獎，從此加入那些在我之前獲獎的作家們的行列。這太令人激動了，我也覺得很驕傲。”
在消息正式公佈後，瑞典文學院再一次聯絡了格爾納，此時他正在忙於應付各種採訪要求。再和瑞典文學院通話的六分鐘時間裏，還被迫中斷過一次，因爲BBC的採訪電話也打了進來。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他筆下的難民題材與當下政治環境的關係時，格爾納回答說，現在全球人口都在流動，儘管非洲人前往歐洲可能是新鮮事，但歐洲人涌入非洲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目前歐洲人應當克服對難民的“吝嗇”的情緒，當這些人來到歐洲時，他們並不是空手而來，他們是一羣有天賦、充滿能量的人，他們會對社會有所貢獻，所以歐洲人不能將這些他們當做一無所有的下三濫。“一開始是你給這些有人以救援，但同時他們也有所回饋。”
在《華盛頓郵報》的採訪中，格爾納有一段這樣的表述，“幾十年前人們從海地到美國，這當然是冒險的，但近些年難民跨越的是地中海或者撒哈拉沙漠，這和過去已經完全不是一個規模的冒險了。”而在這個過程中，格爾納認爲文學可以幫助富裕的民族國家瞭解到這些尋求幫助的難民們的人性。“文學能做的是填補溝壑，讓人們看到事情的複雜性，然而這些複雜性通常會被高分貝的謊言遮蓋和扭曲，而這正是流行文化持續做的事情。”
格爾納及其作品
打破後殖民寫作的固定套路
作爲研究後殖民主義文學的教授，格爾納對首位獲得諾獎的非洲裔作家沃萊·索因卡非常熟悉。他在2002年一篇題爲《An Idea of the Past》的論文裏對索因卡進行分析，並重點講述了後殖民主義時代的非洲意味着什麼。
他認爲，對非洲人來說，歐洲殖民主義及其影響是當代事件，重點正在於其當代性，殖民主義構成了許多非洲國家的過去，也形成了它們的當下，這些國家過去是殖民地的行政單位，現在成爲了獨立的國家，行政機制卻原封不動。管理一個人口碎片化的區域或許是可能的，但想象這樣的人羣能夠形成民族，就如同噩夢一般。殖民地的粗暴法令使得人們在政治上毫無組織、充滿敵對，很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尤其是在社會基礎設施與專業主義欠缺的情況下。
格爾納在兒時上歷史課時曾被一位丹麥裔老師提問，在歐洲人到來之前，爲什麼除北非之外的非洲都處於蠻荒狀態。他已經不記得老師的回答了，或許和撒哈拉沙漠、密林和高山難以穿越有關，但他並不相信老師的說法——非洲是不文明的。在學校讀到尼日利亞作家阿契貝的小說《這個世界土崩瓦解了》時，他感到這與自己的經驗相差甚遠；後來又讀到恩古吉，他不抗拒將那些小說裏的鄉村生活視爲熟悉或自然的，但事實並不如此。當學生們被要求參加本地的一個短篇故事大賽時，一些人寫的是鄉村生活、偷雞之類的故事，而他們的生活本身卻是非常城市化的。
在格爾納開始寫作時，關於非洲過去的想象成爲了當時非洲文學的合法屬性，而他讚賞的則是一種“可能性的奇蹟”，是活躍的、即時性的寫作，而不是遵循某種固定的、已知的套路。
在2011年接受Claire Chamers訪談時（《British Muslim Ficiton》），格爾納談到了自己所受到的文學影響。他首先提到了移民作家V.S·奈保爾，有意思的是，他是用一種批判的視角來談論奈保爾的，並且否認自己的《天堂》是對康拉德《黑暗的心》的重寫。在2016年的一則採訪裏，格爾納否認自己是一位“後殖民主義”作家，“我不會使用這些詞，我不會讓我自己戴上這樣一個簡單化的標籤。”——這或許也啓示我們，作家看待自己的作品與評論家的視角有着很大的區別。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