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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實施社交隔離前，琳達·博斯特羅姆·克瑙斯高正坐在倫敦一家咖啡廳角落的桌子旁。這位女子纖瘦白皙，面色嚴肅，穿着乳白色高領襯衣，像極了易卜生戲劇裏的人物。不僅是她的容貌——在成千上萬讀過她前夫的作品的讀者看來，博斯特羅姆的生活和許多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女性一樣，充斥着黑暗、家庭的雞毛蒜皮以及心理的起伏戲劇。但這一次，這位瑞典詩人兼作家則表示，她不想再充當別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了。“我正在找尋自己的語言，這種感覺很美。我享受到了自由。”
她的前夫就是挪威作家、六部自傳體小說《我的奮鬥》的作者卡爾·奧韋·克瑙斯高。他的作品在過去十年中轟動世界文壇。讀者們深諳與他生活相關的一切——從克瑙斯高最愛的香菸，到父親酒精中毒導致的死亡，一一詳述。書中還披露了博斯特羅姆跌到谷底的時分，以及兩人最爲親密的瞬間。當我們面對面坐下時，我的感覺是，我對這個女人的瞭解，比對自己的閨蜜還要多。
我知道博斯特羅姆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曾試圖自殺，我知道她有嚴重的躁鬱症，和父親如出一轍；我知道她在疾病中的掙扎與困擾，以及《我的奮鬥》最後一部中講述的，她所承受的精神崩潰。她與克瑙斯高在購物和育兒方面爭執不下，家務從不是她的拿手活兒。“她的眼光總在別處，從不努力改善任何東西，永遠只曉得抱怨、呻吟、悲嘆，”克瑙斯高在書中如此寫道，有書評人不禁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作家，纔會在出版的著作中如此書寫自己的老婆呢？”
在那個時候，克瑙斯高的一些家庭成員已經與他劃清了界線，但博斯特羅姆還是對他不離不棄，捍衛他的寫作自由。那麼到了今天，離婚三年後，成爲了前妻的博斯特羅姆又如何看待此事呢？
“我與書中所言已經和解了。但現實中，我依然對他筆下的文字怒不可遏，”她表示，“同爲作家，我尊重他的權利。他可以將自己的生活轉化成寫作素材。客觀來說，我認爲他的這一系列小說非常優秀。但從個人角度看，知道他原來如此看待我，我就氣不打一處來。他的眼光如此狹隘，只能看到自己所願意着眼的東西。現在，我猜想也許他和許多男性作家一樣，無法真正書寫女性的故事。”
上世紀八十年代，博斯特羅姆正是豆蔻年華。她的母親英格麗·博斯特羅姆曾是瑞典劇院裏紅極一時的明星，小琳達曾經也夢想着和母親一樣，成爲一名演員。然而最終她沒能如願以償進入表演學校，卻也因此開啓了另一道門——她在文學院校嶄露頭角。“彷彿這就是我的命運，”她回憶道。
1999年初見克瑙斯高時，博斯特羅姆已經是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在他們婚姻的早期階段，她發表了一些短篇故事以及長篇小說《太陽神災難》（ The Helios Disaster ）。然而四個孩子接踵而至，疾病也不幸降臨。克瑙斯高引發的巨大關注、憤怒與正義席捲，如同高牆，擋在了她的寫作事業面前。
法蘭克福書展上，簽名售書的卡爾·奧韋·克瑙斯高 圖片來源：Armando Babani/EPA
在這之後，她接連出版了兩部小說。《歡迎來美國》（ Welcome to America ）構思獨特，情節令人震驚，講述了一個拒絕開口溝通的年輕女孩的故事，在書中讀者可以看到這位作家童年的影子。這部小說獲得了瑞典的奧古斯特圖書獎。另一部小說《十月的孩子》（ October Child ）自傳痕跡就更爲明顯了。這本作品在去年秋天出版，最終一步步讓她結束了與克瑙斯高的婚姻。
《十月的孩子》的背景設置在博斯特羅姆崩潰後所入住的精神病院。四年間，她一直在這裏進進出出。在書中，她描述了婚姻行將就木之時，使自己備受折磨的電擊療法。在那個階段，她病入膏肓，不得已接受了這種“喪心病狂”的治療。在她的描述中，電擊療法就是一種虐待。“醫生總說，一切都會好的，就像重啓電腦一樣，”她話鋒一轉，“但他們並不確定，他們找不到準確的語言去描述。”博斯特羅姆相信，她的許多記憶都在這個治療中丟掉了。“有的記憶最終還是浮現了，但絕不可能全部失而復得，”她表示，“寫作這本書有所裨益。”
博斯特羅姆最早在26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父親的精神狀態也讓她的童年困擾不堪。他是個酒鬼，同樣也有躁鬱症，行爲陰晴不定。成長過程中的大部分時候，她總是靜默不語。“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和父親離婚了，她是我的全部，”博斯特羅姆回憶說，“我有種感覺，自己必須好好照顧媽媽，儘量不添麻煩，這樣她纔會留在我身邊。我似乎從來都不能說出自己的感受，必須保持沉默。”
父親可以隨時來看自己的兒女。大多數時候，他會在夜裏造訪。博斯特羅姆印象中，“父親在情緒良好時是很可愛的，但有的時候，他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在他精神狀態不穩定時，我覺得他十分可怖。”在《歡迎來美國》中，埃倫的父親會強迫她整夜坐在同一個地方，聽他最愛的歌，直到女兒尿褲子。“這都取材於現實，”博斯特羅姆說。
琳達·博斯特羅姆·克瑙斯高：“很長一段時間裏，每當人們看到我，第一反應就是：啊對了，卡爾·奧維。啊對了，躁鬱症。我希望改變這種看法。” 圖片來源：Antonio Olmos/The Observer
因爲父親的陰影，她童年的大多數夜晚都待在劇場中，看母親排練和演出。“那兒是最安全的地方，什麼都不會發生。我明白，如果他來劇場的話，在門口就會被攔下來。而在家裏他可以順着排水管爬上來，破窗而入——這種事他幹了不少。而母親從未報警，也沒有求助社會服務。她不希望外人摻合進我們的家務事。”
診斷出和父親患有同樣的疾病，博斯特羅姆感覺如何？ “我害怕極了，直鑽骨髓的恐懼，”她說，“因爲我知道自己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醒來就睡不着，想法一個接一個蹦出來，你總想做一些正常人不會觸及的奇怪事情。你會沒日沒夜地在城市中游蕩，到處結識新朋友，但其中有些人遠非善類。瘋子有時候會顯得十分迷人。如果你在我清醒時遇到我，也許會覺得我狀態不錯。有時候我自以爲情緒不錯，但經驗告訴我恰恰相反，也許此時我正處在崩潰邊緣。這就是我所在的終身監禁。”
到了今天，博斯特羅姆的生活可以走上坡路了，起碼在新冠疫情期間還不錯。她的兩部小說在瑞典廣受好評，《十月的孩子》將於明年春天在英國和美國出版。今年年初，她也搬到了倫敦，以便距離孩子們更近一些。他們中最小的只有6歲，年紀最大的16歲，與父親和他的新伴侶生活在一起。博斯特羅姆則在泰晤士河郊區安了新家，住所綠樹成蔭。
她對搬家後的新生活有什麼期待呢？“靜觀其變，”她說，“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在人們眼中，我是一個獨立的人，一個作者。在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裏，每當人們看到我，第一反應就是：啊對了，卡爾·奧維；啊對了，躁鬱症。我希望改變這種看法。”
本文作者Lisa O'Kelly系《觀察者報》圖書副主編。
（來源：界面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