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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評論員陳勝良

日本雖然是較早出現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國家之一，但其防控措施卻一直給人一種“不溫不火”的感覺，今人欣慰的是與當前歐美日趨嚴峻的防控局勢相比，日本似乎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防控效果。

從公佈的數據來看，日本每天新增感染人數一直維持在一個相對低位且較爲穩定的狀態，直到3月28日才突破100名，開始呈現出更快的感染跡象。目前，除去“鑽石公主號”的感染者，日本國內感染人數已經超過2000人。

日本的“不溫不火”，其實是在以一種“柔和”的方式，努力追求“疫情防控”和“社會秩序”的平衡，他們希望能夠儘量以較小的社會成本去奪取儘可能大的防疫戰果。

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一個不被人關注甚至容易忽略的事實，卻是兒童保育機構對日本的“柔和”抗疫發揮着重要的支撐作用。

可是在新冠疫情當中，日本兒童保育機構自身受到了哪些影響？日本政府對這些兒童保育機構給出了哪些支持？未來他們還將如何應對？筆者從日本保育現場給出自己的觀察。

一、日益疲憊的堅守

此前，日本已經要求全國中、小學校從3月2日起臨時停課，但“爲了父母的工作”，要求兒童保育機構原則上繼續開放。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日本全國各類兒童保育機構的達到3.6萬家，保育員等相關從業人員超過40萬人，全國使用保育機構的兒童已經達到268萬人。

隨着疫情的發展，情況似乎到了“無論誰在哪裏感染都不奇怪的地步”，保育機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綜合各地發佈的信息：早在2月25日，北海道就公佈1位20多歲女性保育員確診；3月5日，東京一所保育園1名男孩受到感染；3月8日，分別來自羣馬縣和千葉縣的2位保育員確診；3月11日，神戶市一所保育園園長及員工共4人被感染；4月1日，富山市又公佈2名來自保育機構的女性感染者；截止3月31日18:00，已經出現26例10歲未滿的兒童感染者……

各地不斷爆出感染者，而且未知途徑的傳播越來越多，每一個確診背後，就帶來幾百個密切接觸者的觀察和排查，“小規模集羣爆發”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大。

多數保育員自己也是孩子的父母，學校停課後只能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裏，卻必須“爲了別人的孩子”而繼續工作。

由於工作壓力缺勤以及退休等原因，越來越多的保育員離開，導致現有保育員因人手短缺而更加精疲力盡。同時，保育機構的兒童和工作人員感染持續增加的責任問題已經引發社會熱議；另外，口罩、酒精和消毒液等衛生用品不足，更讓保育機構陷入緊張和混亂。

能送到保育園的孩子，父母都必須是有工作的。只要這些孩子的父母還在正常上班，他們每天基本都會乘坐電車等公共交通出行，流動性和人員接觸面就會較大。因此，如果感染得不到有效控制，這些保育機構的被感染就只是時間問題。

孩子的父母在左右爲難，一方面必須要繼續工作，一方面擔心孩子被感染，因而，他們越來越多的作出讓自己和孩子一起居家工作或休假的選擇。

堅守的保育員則更沒有其他選擇。在沒有確切的有效辦法時，多數管理部門只會要求他們“要有社會責任感，不要被感染”。即使更多的聲音認爲“感染的責任也不在保育員”，他們也時刻都在祈禱，“自己千萬不要成爲第1號“，否則會給周圍帶來很大的麻煩，會給自己帶來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

二、所謂“精細化”的防疫措施

其他學校都停課了，“原則上開放”兒童保育設施如何做好預防措施成爲一個重要技術問題，日本厚生勞動省3月2日對此專門發出通知，除了“勤洗手”、“咳嗽禮儀”、“測體溫”等基本要求以外，主要還有4個方面的意見：一是在教室等就坐時，橫排兩人之間空出一席、豎排每列錯開，孩子之間保持1米以上距離；二是孩子午餐時也以同樣方式保持1米以上間隔進餐；三是教室每小時開窗一次，每次通風5至10分鐘；四是兒童經常觸摸的門把手等每天用消毒液清潔一次以上。

這些措施無疑都是正確的，從這裏也不難發現日本社會管理也像“日本製造”一樣力求標準化、精細化的思想，但問題是如何才能讓這些多半都是0-3歲，甚至還在滿地爬的兒童，長時間按要求保持“間隔1米以上”的距離呢？這着實讓現場保育員犯難了！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一些支持的政策。3月9日，安倍首相表示，爲應對新冠疫情而主動臨時停止兒童保育的家長，也納入之前制定的中、小學停課的補貼政策範圍；此前，保育園等不在要求停課的對象之內，但也被寫入了第二輪緊急應對措施。3月10日，厚生勞動省公佈了一項支援政策，對每個保育所提供50萬日元上限補助用於購買兒童用口罩、消毒液、體溫計等的經費。

從這些措施的執行情況來看，由於申報程序、時限等多種原因，並沒有普及到所有的機構，有媒體對此評論爲“無法實現的支援”，有保育機構的負責人更是直言:“通過行政手段支付實物或包括人工費在內靈活使用的支援方式更值得感激。”

三、仍將在佈滿荊棘的道路上開放

日本全國學校停課讓“大孩子”留在家裏，保育園卻繼續開放，讓“小孩子”來上學，這其中表述是他們怎樣的邏輯呢？

日本是一個高度重視兒童教育的國家，被譽爲“日本幼兒教育之父”的兒童教育家倉橋惣三指出：“幼兒教育是根的教育”，日本人也普遍認同“慎始”的教育理念，他們認爲如果孩子在幼兒時期沒有養成良好的情緒和習慣，成長後也很難有更好的品性和情操。兒童保育的重大價值恰恰就在於，將年齡相仿的幼兒聚集起來，形成一個微觀的社會性環境，對幼兒的生活進行誘導教育。即使，今後的兒童保育機構仍然會處在一種持續強烈緊張的狀態，但來自孩子們天性純真的笑容，將是對所有人最大的鼓勵。

當然更重要的是，如果說醫療體制是日本應對感染爆發的最後堡壘；那麼，兒童保育機構則是他們維繫社會生產正常秩序的最後防線。幾百萬孩子身後是無數的家庭和無數的社會生產者和消費者，從疫情發生的第一天起，日本就是希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使經濟社會活動付出最小的代價，使民衆基本生活秩序受到最小的傷害。在日本政府編織的這一張“柔和抗疫”的重要社會安全網中，兒童保育被處於中間的節點位置，他們不經意間擔任了支撐社會的重要作用。

目前，除了中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以外，全球疫情尚未過去，日本的如意算盤能否實現尚不能斷言，有待後面疫情發展的形勢來進一步檢驗。但除了發表“緊急宣言”以外，對於日本的兒童保育來說，仍將在佈滿荊棘的道路上繼續開放，而且越來越多的保育工作者已經意識到這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能燃燒多久呢?

作者簡介：陳勝良（1976—），男，湖南長沙人，管理學博士，廣西財經學院教授，日本國立神戶大學研究員，研究方向：兒童發展與未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