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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跌宕起伏的2020年即將結束，2021年世界能否從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的疊加衝擊中回到正軌？12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網舉辦主題爲“2021：重建世界的關鍵一年”的線上金臺沙龍，從經濟全球化、全球治理、中美關係、國際輿論格局等不同維度研討“重建”的可能性。
2021年國際輿論中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的逆流會得到扭轉嗎？外交學院副院長孫吉勝認爲，針對本次疫情的討論和針對以往公共衛生危機的討論不一樣，討論已經外溢到了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社會等其他領域，引發了關於世界秩序和國家治理的大討論。儘管國際輿論中不時出現帶有傲慢和偏見的雙重標準，但各國的抗疫成效和經濟復甦情況有目共睹，國際輿論中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聲音正在增多。
以下是孫吉勝發言摘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響了世界政治和國際輿論走向。全球在抗疫的同時，國際輿論場也在進行着一場話語權的博弈，呈現出四大特點。
一是疫情議題在國際輿論中的外溢性明顯。針對本次疫情的討論和針對以往公共衛生危機的討論不一樣，討論已經外溢到了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社會等其他領域，引發了關於世界秩序和國家治理的大討論。
二是泛政治化、雙重標準不時出現。近年來中國國際影響力在全球的快速提升引發一些西方國家的焦慮，中國抗疫的突出表現加深了這種焦慮，一些國家的抗疫話語出現泛政治化傾向，相關輿論經常出現雙重標準。今年初《紐約時報》對武漢“封城”與意大利“封城”一踩一捧的評價就是典型例子。
三是博弈色彩加重。新冠疫情本身是一個新事物，如何防控對各國來說都是一個摸索和學習的過程，防控效果也是國家治理能力和競爭力的體現。因此，國際輿情本身也是一場敘事戰，其中既涉及對疫情的解釋權，也包含理念之爭和價值之爭。
四是國際輿論中的理性反思增多。儘管國際輿論中不時出現帶有傲慢和偏見的雙重標準，但各國的抗疫成效和經濟復甦情況有目共睹，國際輿論中出現了一些理性反思的聲音。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的西方中心主義：西方民主制度出了什麼問題？西方文化對中國乃至東方文化是不是存在偏見？
目前來看2021年疫情如何發展還是一個未知數，2020年國際輿論場的上述特點在2021年可能還將延續。
抗疫期間中國對外發聲積極主動。這也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更加重視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和國際話語權提升一脈相承，也是中國大國意識和大國自信增強的一種體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化的逆流下，外界對中國出現了種種非議，給中國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籤。這一方面是由於外部世界對中國歷史文化、現實政策瞭解不夠，存在誤解甚至偏見；另一方面是由於美國“帶節奏”，毒化了國際輿論環境。
面對國際輿論的新特點，中國需要加大話語投入，以進一步引導和塑造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和話語。
一是加大對中國文化理念和文化內涵的話語投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很多新主張和新政策。以中國外交爲例，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係，提出真實親誠、親誠惠容、正確義利觀等理念。中國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觀，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開放、融通、互利、共贏的合作觀等等。這些理念背後包含了很多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爲方式、處世之道，也體現了中國外交實踐傳統。
但是，國際受衆對這些理念背後的文化內涵並不一定了解，很多缺少這方面的背景知識。加大對中國文化理念的宣傳，會起到重新塑造語境的重要作用。中國“和”文化源遠流長文化，一直突出和合特色；中國文化孕育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強調世界是一個整體；中國的秩序觀強調“和而不同”“兼容幷蓄”，強調天下大同、天下爲公、以和爲貴、協和萬邦，追求和平、和諧、合作。讓國外受衆更好地理解中國文化理念和文化內涵是讓世界增進對中國理念、中國主張和中國政策理解的關鍵。
二是加大對中國理論的建設和話語投入。當前，無論是國際關係理論還是外交理論，很多是基於西方概念、西方經驗、西方邏輯、西方敘事。西方理論視域下的“結構性衝突”“二元對立”“國強必霸”“大國政治悲劇”“修昔底德陷阱”“安全困境”等概念和理論被用來解釋中國外交，甚至預測中國與其他大國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誤解和誤讀在所難免。中國迫切需要發展自己的理論體系，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以更好解釋中國實踐。
三是加大對中國共產黨、中國製度和中國價值觀的話語投入。受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製度缺乏全面充分的認識和了解，經常停留在過去的思維框架內，誤解甚至偏見時有發生，認知和話語鴻溝明顯。新冠疫情暴發後，中美關係持續走低，美國的中國話語中越來越多地出現對中國共產黨、中國製度、中國價值觀等的詆譭甚至攻擊，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區別開來。美國話語依賴其強勢話語權和話語傳播能力，影響世界輿論，塑造世界的中國認知。中國對外話語可加強針對中國製度和中國共產黨的講述，更生動地講述黨史和中國製度，多選取具體事例，減少宏大抽象語言，拉近與普通民衆的距離，增強敘事效果，使國際社會真正瞭解中國製度和中國共產黨。
四是加大對中國實踐的話語投入。中國在各個領域基於自身的實踐探索取得了系列成就，長期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國內層面，中國使8.5億人脫貧，爲整個人類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書寫了一個成功的發展故事。國際層面，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彰顯中國的合作理念和合作實踐。中國在維和、對外援助、全球治理等方面也有自己的實踐特色。中國對外援助堅持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僅授人以魚，更重視授人以漁；中國的維和更強調發展和平。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國主張標本兼治，強調過程治理、關聯治理、發展治理、綜合治理。在抗疫方面，中國的系列做法，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中西醫結合等取得明顯成效。如何敘述和總結中國實踐，使其得到進一步凝練和昇華，並轉變爲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和知識是提升中國認同，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把中國實踐學理化、知識化的必經路徑。
五是加大與世界話語體系的融通，多強調共性。多強調共同價值、共同理念。多用世界通用的語言，把中國故事融入世界故事，把中國話語融入世界話語，實現話語共情，是未來需要努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六是區別對待針對中國的質疑、批評話語，抓主要矛盾。批駁“戰狼外交”等立場性話語，要有理有力，鮮明表明態度，積極發聲、有效發聲。對於一些概念性語言，可以進行話語溯源、譜系追溯，對其進行解構和重塑，以免陷入話語陷阱。針對一些情感性語言，可以置之不理，不計較一時得失，從長計議。
（來源：海外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