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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爲人類可以戰勝死亡的信念所形塑，這是一種革命性的新態度。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爲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爲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祕；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裏——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勝過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着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爲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爲某些技術性故障——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爲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泵血，是因爲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在肝裏擴散，是因爲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是因爲公交車上有人打噴嚏。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成分。

2010年5月，來自都柏林的喬·科爾曼在梅奧郡的諾克神殿講道，他當時宣稱異象即將發生，並把它和基督第二次降世聯繫起來圖片來源：Julien Behal/PA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都有對應的技術性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來克服死亡，靠一羣實驗室裏的科學家就行了。傳統上死亡是身着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大褂的普通人。如果心律不齊，我們可以用起搏器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來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一切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爲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他們忙於延長生命。他們正在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實現了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在逃離死神之手方面尤其成功。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裏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世界來看，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鉅變。傳統宗教認爲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意識形態對來生則全無興趣。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卡爾·馬克思、亞當·斯密或西蒙尼·波伏娃的著作裏尋求答案，可能不得要領。

在現代意識形態裏，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爲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裏。”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爲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爲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爲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爲“習得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裏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爲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宵小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爲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類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爲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2015年3月，颶風“帕姆”過境後的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圖片來源：Dave Hunt/Getty Images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羣的懲罰，現代社會仍然寬大處理，只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爲，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近來各種流行病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爲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新冠疫情也概莫能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雷。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死扶傷的醫生，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裏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裏的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纔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意大利的陽臺，每個人嘴邊都掛着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這是一個早晚問題，而非有無問題。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最有可能的一點，應當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入。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用具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唐納德·特朗普內閣每週的讀經活動，他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還是更加信任科學而非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三教九流都暫停了公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爲科學家在計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作爲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開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