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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美國“賊喊捉賊”，將溯源問題政治化，攻擊中國，卻不敢坦誠迴應國際社會的疑問，既不願意公開早期病例數據，更不願意對自身進行溯源調查，其背後所掩蓋的真相令人懷疑。隨着疫情的深入發展，美國及世界的多家權威機構對病毒源頭的分析逐漸清晰，美國作爲冠狀病毒研究歷史最長、研究實力最強的國家，是疫情發生“源頭”的證據越來越充分。
1.美國出現病例時間不斷前移
根據公開報道，美國首次檢測到的新冠病例是2020年1月19日來自華盛頓州的一例旅行相關病例。但隨着對疫情研究的深入，美國各地政府發現了更早新冠病亡者和感染者。2020年3月起，佛羅里達州衛生部網站一度公佈過2020年1月和2月期間當地出現新冠肺炎症狀，或之後的檢測結果呈陽性的171名患者的記錄，但記錄於2020年5月4日被刪除。當晚這些數據被恢復，但患者出現症狀的時間信息均被刪除。
2020年6月15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在研究中分析了2020年1月2日至3月18日在全美採集的2.4萬份血液樣本，其中一份出現新冠病毒抗體的樣本於1月7日在伊利諾伊州採集。根據血清學測試的原理（特異性抗體通常在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兩週後可被檢出）推斷，新冠病毒早在2019年12月中旬之前即已經在美國傳播，這比美國官方報告的第一例本土確診病例要早一個月。
2020年3月，《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的一項研究分析了2020年2月24日至3月9日西雅圖地區9家醫療機構確診的24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重症病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全部24例病例均沒有中國、韓國、伊朗和意大利等出現疫情地區旅行史，沒有上述國家相關旅行者接觸史，感染來源尚無法確認，這表明了病毒在美國本土傳播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發現與智聯智囊諮詢機構對新冠肺炎疫情“零號病人”開展的歷時性研究相互印證。根據《誰是“零號病人”》的報告內容，從2019年8月5日《紐約時報》發表《陸軍實驗室因致命細菌研究的安全問題被關閉》的文章，再到2021年9月22日中科院預印本平臺（ChinaXiv）基於大數據建模分析的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時間研究，均顯示在美國東北部12州，新冠肺炎疫情首例感染髮生概率50%的日期多數位於2019年8月到10月，最早是羅德島州的2019年4月26日，最晚是特拉華州的2019年11月30日，均早於美國官方公佈的全美首例確診日期2020年1月20日。研究顯示，全球化時代的病毒傳播是複雜的，且全球範圍的病毒溯源工作可能曠日持久。智聯智囊諮詢機構祕書長劉莉莉表示，疫情的第一個大規模暴發點不等於源發點，美國企圖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陰謀正在破滅。
2.美國軍方與疫情源頭及傳播難脫干係
美國是重組病毒研究開展得最早、能力最強的國家，也是全球冠狀病毒研究的最大資助者和實施方。2015年之前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拉爾夫·巴里克博士團隊已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重組冠狀病毒的核心技術，並與德特里克堡實驗室聯合開展病毒重組研究工作，獲取了冠狀病毒基因序列。2019年7月，疑因泄漏事故美國軍方突然關閉該實驗室。隨後周邊出現了大批類似新冠肺炎的“不明呼吸系統疾病”病例，不排除是疫情源頭所在。
2020年3月10日，美國白宮請願網站上出現一條請願貼，要求美國政府公開全美最大生化武器基地德特里克堡的信息，並公佈關閉的真正原因，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漏問題，但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原因”爲由，至今拒絕向公衆交代真相。而據美國廣播公司2019年7月12日報道，弗吉尼亞州北部一個退休人員社區暴發呼吸系統疾病，54人出現發燒、咳嗽和全身無力等症狀，2人死亡，該社區距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僅1小時車程。
3.多國早期病例均與美國相關
美國是多國疫情暴發的源頭。哥斯達黎加、不丹、圭亞那、肯尼亞等12個國家官方信息顯示當地“零號病人”來自美國。
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院2021年2月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慶應大學研究團隊對關東地區13家合作醫院的198名新冠患者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區分具體病例的病毒譜系分類，研究結果顯示，日本出現的毒株來自美國西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2020年5月18日發佈一項研究結果指出，該國大多數新冠病例感染的毒株來自於美國。研究人員將200多名以色列本地和全球其他各地約4700名新冠患者的基因組序列進行比對後發現，約70%的以色列新冠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來自美國。加拿大於2020月4月30日已表示加拿大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主要來自美國。據加拿大四大主要省份（安大略省、魁北克省、艾伯塔省、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是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4個省份的相關數據顯示，是來自美國的旅客將病毒帶到了加拿大。
二、美國是全球疫情擴散的主要推手
作爲世界上新冠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美國疫情仍未走出深淵，德爾塔變異毒株加速傳播，導致美國日增新冠確診病例數急劇增長，迄今爲止，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4800萬人，死亡人數超過79萬。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評論文章說，美國在應對疫情過程中，幾乎每一步都是失敗的。疫情暴發後，美國頻頻出錯的各項內政外交政策不僅使自身疫情防控崩盤，而且讓全球疫情加速擴散。美國通過遣返非法移民、放開旅行以及對外駐軍輪換、軍事演習等非常規操作讓美國內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輸入其他國家與地區，美國成爲全球疫情大面積擴散的主要推手。
1.延誤早期全球疫情防控的最佳時機
美方一度把新型冠狀病毒流感化，造成早期疫情發現的難度加大。2019年6月28日到10月3日，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收到電子煙相關肺炎病例已經突破1000例，確認18人死亡，死亡率接近2%。美國CDC官員承認掌握了一部分“被誤診爲流感或者其他疾病，實際上爲新冠肺炎的早期病例”，但迄今爲止，美國CDC並沒有公佈這些病例的詳細情況。
據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的報道，早在2020年1月18日，美國衛生與公衆服務部長就向白宮通報疫情的潛在嚴重性，美國政客置之不理。從2020年1月下旬直到3月末，白宮對來自世衛組織、國內專家以及數據模型的警告充耳不聞，並依然行動遲緩導致疫情在全美快速擴散。作爲全球醫療系統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在疫情初期國內防控不力，更不重視，不僅損害了美國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世界也沒有共享到美國的先進防控經驗和治療水平，全球疫情防控能力大幅降低。
2.疫情開放政策導致全球擴散加劇
受所謂“人權與自由”觀念濃厚、底層國民自然科學素質薄弱、多州分治與總統選舉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響，美國未實施科學的防疫措施，國內人員流動頻繁，出境政策也較爲寬鬆。由於處在疫情“震中”的美國實施了不負責任的寬鬆出境政策，直接導致了全球疫情的大暴發。
疫情期間，在大多數國家嚴防嚴控的時候，美國卻採取放任不管的開放政策。一些最基本的防疫措施，例如是否戴口罩、是否保持社交距離、是否執行“居家令”，至今在美國社會沒有成爲共識。由於沒有及時有效的封鎖措施，美國疫情急速蔓延，變異病毒肆意傳播，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甚至創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40萬例的全球最高紀錄。不合時宜的“開放”，不僅遲滯美國的疫情防控，還拖累了世界。2020年8月上旬，在全球確診病例逼近2000萬、美國累計確診病例逼近500萬的抗疫“節骨眼”，美國國務院卻以疫情已得到控制有必要放開管制、復甦經濟爲由，宣佈解除針對美國公民的全球旅行禁令。事實證明“開放”的是美國，遭殃的卻是全世界。根據美國國家旅遊辦公室的數據，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2319.5萬美國公民經陸、空出境前往全球各地。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美國疫情進入高峯期，日均新增確診病例達18.6萬例；同期美國公民出國人數也達到高峯，日均出國8.7萬人次，兩個峯值高度重合。美國公民“自由”旅行與美國疫情峯值疊加的結果就是美國疫情迅速向全球擴散。據多國報道，韓國7000例輸入病例中30%來自美國，澳大利亞6000多例確診病例中14%自美國輸入。
3.不負責任遣返移民輸出疫情
美國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強制持續遣返非法移民、對境外輸入病例，是對生命的極端不尊重。2020年5月13日，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停止移民遣返活動以減少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範圍內的暴發。然而，作爲新冠病毒感染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並沒有及時停止移民遣返行動，反而不斷將數以千計的移民驅逐至設備缺乏、無力應對新冠病毒傳染的弱小國家。
美國入境和海關執法局（ICE）數據顯示，僅2020年3月至6月中旬，美國海關拘留所針對類似移民的驅逐人數近4萬人，2020全年ICE共強制驅逐約18.6萬人，與2019年相比總驅逐量反而增加160%。此外，美國非法移民遣返涉及地域非常廣，共包括危地馬拉、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巴西、尼加拉瓜、厄瓜多爾、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國、哥倫比亞、墨西哥和牙買加等61個遣返目的地。對此，危地馬拉政府2020年4月下旬曾明確表示，該國近五分之一的新冠病毒病例與美國驅逐出境者有關。
4.駐外美軍屢違防疫規定加速疫情傳播
訪越美軍違規遊玩，致越南疫情大規模暴發。2020年3月，美海軍“羅斯福”號航母抵達越南峴港訪問，大量越南市民登艦參觀，但美艦未採取任何防疫措施，並有美艦約5000名官兵登岸到峴港市內遊玩，美艦離開後，越南開始大規模暴發疫情。駐日、韓美軍違規聚集舉行獨立日慶祝活動，致駐軍及所在日韓地區疫情暴發。2020年7月，正在日本沖繩希爾頓酒店接受隔離的美軍士兵違反日方隔離規定，前往鬧市區舉行美國獨立日慶祝派對，參加者未戴口罩，也未保持社交距離。此前，沖繩縣及沖繩美軍基地均未報道出現新冠肺炎疫情，而在美軍活動後沖繩縣確診病例激增。2020年7月，來自烏山和大邱等地的駐韓美軍前往釜山聚集慶祝美國獨立日，並在當地未戴口罩肆意燃放煙花爆竹，致使釜山日均新增確診病例激增。
5.疏於國際性活動防疫管控致新冠病毒“超級傳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20年12月11日報道，《科學》雜誌發佈美國馬薩諸塞州布羅德研究所的一項病毒基因指紋研究顯示，2020年2月底在波士頓舉行的生物技術會議成爲新冠病毒超級傳播源，該會議已導致美國和歐洲至少24.5萬人被感染，研究人員通過病毒數據庫跟蹤個體之間的病毒，發現了該會議中的兩種特定型病毒遺傳指紋，然後在美國等其他地區追蹤這種譜系，證實了其中一種病毒是從波士頓傳播至美國29個州以及澳大利亞、瑞典和斯洛伐克等國家。研究還發現，該基因指紋的另一種變種還導致美國至少8.8萬人感染，意味着，這場僅有來自全球各地200餘人參加的、無任何防疫措施的生物大會導致全球感染人數擴增了數千倍。
6.毫不放鬆單邊制裁導致人道主義災難
全球疫情最終能否得到控制，不是取決於防控最好的國家，而是取決於防控能力最弱的國家。在全球疫情蔓延之際，美國卻出於自身的政治和地緣利益考慮，拒絕解除針對一些國家實施的制裁措施，導致這些國家難以獲得醫療物資和人道主義援助，在應對疫情時陷入捉襟見肘的困境。以伊朗爲例，美國政府不但對國際社會解除對伊單邊制裁的強烈呼籲置若罔聞，還在疫情期間持續加碼制裁措施，致使疫情暴發初期，伊朗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一度位居全球第九。由於遭到美國單邊制裁的國家基本都在中東、拉美、非洲等公共衛生體系薄弱、醫療條件不佳的地區，造成這些國家遭受巨大損失，釀成了更加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三、政治操弄讓全球戰勝疫情變得更難
美國的政治操弄讓世界離戰勝疫情越來越遠。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開始，美國政客就將地緣政治凌駕於科學之上，疫情被美國賦予了“冷戰”論調、“冷戰”語言和“冷戰”攻擊的政治色彩，抹黑醜化中國，嚴重干擾了國際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嚴重，陷於黨派之爭，無法彌合社會裂痕，政府難以集中力量有效抗疫，不僅導致本國疫情加重，還影響了全球抗疫。
1.向外推卸防疫責任，打擊國際抗疫努力
爲擺脫抗疫不力的窘境，美國政客主動把“髒水”引向國際，向中國推卸責任，無理指責中國抗疫政策，抹黑中國疫情透明度，妄圖讓中國政府爲美國抗疫不力負責，甚至要中國政府“賠款”。特朗普本人也一度使用“中國病毒”來指稱新冠病毒，破壞中美抗疫合作。
世界衛生組織也是美國推卸責任的對象。特朗普政府宣稱世界衛生組織未能發揮應有作用，也要爲美國抗疫負責。美國政府不僅在全球抗疫的關鍵時刻宣佈暫停向世界衛生組織撥款，還要調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疫情應對上是否得當。
新冠肺炎疫情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需要各國齊心協力、聯防聯控。美國向外推卸責任的行爲，耗費了國際抗疫成本，人爲製造國家間分歧，導致國際抗疫進程嚴重受阻，而且反過來又惡化了美國抗疫形勢，拉長了美國國內的抗疫時間。
2.執着政治私利，拒絕責任擔當
在疫情發生後，美國的單邊主義、“美國優先”“美國至上”的政治私利執念和霸權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在美國境內進行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有利於及早發現問題，也有助於防範未來可能會暴發的其他疫情。但是美國在溯源問題上卻執行兩套標準，美國大肆炒作“實驗室泄漏論”，積極推動世衛組織對中國溯源調查，但卻置國際社會質疑和呼聲於不顧，拒絕對疑點重重的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實驗室進行調查。可見，美國持續炒作“溯源調查”的真正目的是編造謊言，歪曲事實，消耗中方外交資源，增加美對華要價籌碼，而不是對世界人民負責。
美國作爲全球頭號強國卻完全沒有與之匹配的責任和擔當。美國一直標榜人道主義和人權至上，在疫苗分配方面大搞“美國優先”，奉行“疫苗民族主義”，不僅不配合全球疫苗計劃，指責中國疫苗援助，還對疫苗生產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大量囤積遠超其人口需要的新冠疫苗，遲遲不肯援助深受疫情之苦的發展中國家，加劇全球新冠疫苗分配不公，任由疫苗鴻溝不斷擴大。
高舉單邊主義大旗的美國政客們貌似“捍衛了美國利益”，但實際上這種行爲正在反噬美國自身，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美國政府纔是最大的麻煩製造者。
3.政治極化嚴重，貽害自身波及世界
美國的疫情防控從一開始就淪爲了黨派鬥爭的犧牲品。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壓力不在於是否有效防控疫情和挽救生命，而在於如何借疫情之機獲得選民的支持。在美國疫情形勢最爲嚴峻之際，恰逢美國總統大選，許多官員更關心的是怎麼在政府換屆中給自己謀出路，無心應對疫情，一次又一次貽誤了控制疫情的窗口期。當時美國有多個州的疫情數據延遲數週才報到聯邦政府層面，導致聯邦政府信息滯後，嚴重影響美國疫情決策。拜登政府上臺後，依然如此。美國疫情出現反覆，對一些共和黨州長的抵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行爲，拜登並未採取強硬措施，也不願因爲疫情擴散而對中間選民羣體進行嚴格的防疫措施要求。
難以控制的疫情形勢、不斷變異的病毒、深刻的意識形態分歧讓美國人民困惑、憤怒。美國政治體制難以管控一個陷入極度分裂的美國社會，更無力讓美國避免新一輪人爲的災難，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受害者。
新冠肺炎疫情這場人間災難還在持續發展當中，尤其是變異株的出現，讓全球未來疫情防控面臨的不確定性增大。美國只有摒除對政治私利的執念，正確認識和反省自己在防控疫情方面的重大失誤，停止將病毒問題政治化，停止破壞國際抗疫合作，積極與世界分享疫苗，科學地開展溯源研究，助力全球經濟復甦，最終才能戰勝疫情。
（來源：太和智庫）
